隋唐五代绘画.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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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唐五代绘画 字体 大 中 小 中国隋唐时代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之一。一、绘画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 隋唐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唐帝国的前期阶段，版图广阔，国力雄厚，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唐王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各民族团结，并与中亚、印度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丰富多采的绘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隋代国祚仅 38 年，但绘画成就显著。由于国家统一，南北地区的名家巨匠如杨子华、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

2、、孙尚子、阎毗等人，云集京洛，得以相互借鉴和交流。隋代统治者复兴佛教，使北周灭法中遭受打击的佛教又得以抬头和传播。隋文帝下诏修建寺院，宗教美术又重新活跃，并有大规模创作活动，长安、洛阳、江都等地寺庙都有名家手笔。敦煌莫高窟现有隋窟七十余座，题材和风格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自南北朝兴起的描绘贵族人物肖像和生活风俗的绘画也有较大发展，以描写山川风景为主的山水画则开始脱离稚拙而逐渐进入成熟阶段。隋代统治者对古书画的收藏也比较重视，隋灭陈时即将其宫廷收藏尽数收纳，隋炀帝时又于洛阳观文殿后建妙楷台、宝迹台，分别收藏法书名画。隋代绘画的发展为唐代绘画艺术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绘画是中国封建社会绘画的巅峰，其

3、艺术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初唐绘画即显示出不寻常的成就，唐太宗在巩固政权的同时也注意文治建设，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及尉迟乙僧的绘画活动，以及以敦煌 220 窟为代表的壁画体现着此一时期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高宗李治至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在政权昌盛、社会富庶的基础上，使文化出现了丰富多采、百舸争流的局面，吴道子及其画派体现了佛教美术民族化的巨大成就，钱国养、殷季友、法明等人的肖像画，张萱、杨宁的绮罗人物画，陈闳、韦无忝、曹霸的鞍马画，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卢鸿、郑虔等人的山水画，冯绍正、薛稷、姜皎等人的花鸟鹰鹤画等，寓示了题材的扩大。敦煌壁画在此时也发展到繁荣的顶点，莫高窟第 172 窟、217 窟之巨幅

4、净土变相、173窟之维摩变相都是宏伟精妙的壁画杰作。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唐朝国势渐衰，但绘画艺术仍继续发展和提高。生于盛、中唐间的诗人王维以绘画著名，他精于山水，更以水墨山水画擅名后世。王宰、项容、毕宏、刘商等都是山水名家，边鸾、梁广、刁光胤、精于花鸟，戴嵩专工画牛，李渐、李仲和父子画少数民族游猎题材的“蕃人、蕃马”，都各尽其妙。中晚唐时中原战乱，玄宗、僖宗曾先后去四川避乱，一些画家也陆续入蜀。中唐以后，四川成都逐渐成为绘画中心之一。中原入蜀的名画家有常粲、孙位、张询等，不少画家在成都大圣慈寺等寺观中留下画迹。刁光胤等在四川设帐授徒，有的画家还带去中原画本，在中原绘画艺术的影响下，四川地区有不少

5、画家成长起来，如左全、高道兴、房从真、麻居礼都是宗教画的能手。因此，“蜀虽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为五代时期西蜀绘画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江南地区的绘画此时也处于发展之中，朱审得山水之妙，驰名南北，他所画卷轴障壁“家藏户珍”;张志和，号烟波钓徒，自为渔歌并画为卷帙;顾况亦以山水著名。李德裕镇守浙江，好图画收藏及延纳画家，武宗时灭法毁天下寺塔，他将江南寺庙名家壁画都集中在镇江甘露寺，其中包括吴道子等唐代名家及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等前代名家的画迹，成为名作荟萃的画廊。隋唐绘画气势宏伟，成就辉煌，予五代绘画发展以巨大影响。中国五代仅有短暂的 53 年，但中原地区先后更换了 5 个王朝，

6、其他地区并存着十多个地方割据政权一十国及契丹等，各个地区之间并不因为分裂而断绝经济沟通。特别是西蜀和南唐农业和手工业继续发展，商业繁荣，加之战争较少，政局相对稳定，促进了文学艺术的某些变革，通俗性、玩赏性、享乐性的文艺应运而生。绘画也出现了新的机运，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时代特征。五代十国各个地区之间由于历史地理及政治上的种种原因，绘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以中原、西蜀和南唐这 3 个地区的绘画最为发达。中原地区，虽然连遭战争破坏和政局动荡的干扰，但唐代遗留下来的文化根基比较雄厚，绘画一般仍能不坠唐人典型。洛阳、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寺观壁画活动仍保持相当规模。山水画经过荆浩等画家的创造，尤有

7、新的进展。地处边远的敦煌，在曹议金家族的比较稳定的统治之下，莫高窟的壁画绘制仍在持续进行，并显示出一定的起色。西蜀和南唐，经济繁荣，政局相对稳定，加之统治者对绘画的爱好和对画院事业的重视，使两个地区的绘画大放异彩，一时画手辈出，画派争妍。由于西蜀从唐代以后，随着唐玄宗、僖宗先后逃难入蜀，不少中原画家如卢棱伽、常粲、孙位、刁光胤等纷纷到四川定居，使西蜀受中原绘画影响较深，传统风格的寺观壁画尤极一时之盛。南唐绘画则发展得较晚，其繁荣时期已下跨到北宋初年，故不论在题材、风格、技法和审美情趣上，比起中原和西蜀来都具有较多的新意。此一时期各个地区间的绘画发展虽不平衡，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画家和作品交流的

8、现象从未间断。如契丹的耶律倍于后唐时来到中原;后晋的王仁寿由中原来到契丹;原在浙江的贯休于后梁时入秦，最后来到西蜀;原在西蜀的丘庆余后来来到南唐;后蜀国主将黄筌父子等人所画秋山图等作品馈赠给南唐国主;江、吴、荆、湖等地商人入蜀采购杜敬安所画罗汉像、阮惟德所画“川样美人”，贩运到本地去卖。这种交流对于推动当时的绘画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从画家主要活动年代多数来判断，属于五代的著名画家在中原地区有擅长佛道人物的胡翼、赵岩、刘彦齐、王殷、朱繇、张图、跋异、韩求、李祝、王仁寿，擅长山水的荆浩、关仝，擅长宫室的郭忠恕以及花鸟画家于竞、厉归真;在西蜀有佛道人物画家贯休、高道兴、高从遇、房从真、石恪、蒲师训

9、、赵德玄、赵忠义、阮知诲、阮惟德，山水画家姜道隐，花鸟画家黄筌、黄居宝、黄居寀，在南唐佛道人物画家有曹仲玄、王齐翰、高太冲、顾德谦、周文矩、顾闳中，山水画家有董源、巨然，花鸟画家有钟隐、徐熙、唐希雅、丘庆余，宫室画家有卫贤、朱澄等。二、人物山水花鸟各科的发展 人物画在隋唐仍占主要地位。魏晋兴起的佛教画至隋唐达到极盛，它既继承汉魏传统，又融合西域等外来绘画成就，艺术上发展得更为成熟。隋文帝造大云寺七宝塔，杨契丹与郑法士、田僧亮同画壁画，杨契丹还在宝刹寺画维摩等，其他如董伯仁曾画弥勒变壁画、展子虔在洛阳龙兴寺画八国王分舍利壁画，皆称妙迹。可见隋代佛教画的内容已出现大幅经变画，并更多地表现现实人物及

10、宫廷建筑等形象。唐代道释画兴盛，重要人物画家皆擅宗教壁画。阎立本、吴道子等都受张僧繇影响而各有创造。特别是吴道子一生在京洛画寺观壁画三百余堵，变相人物，千变万态，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他在技巧上也有重要创造，中年以后善用遒劲奔放、变化丰富的莼菜条线描表现高低深斜卷折飘带之势，并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取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和自然高出缣素的效果，世称为吴装，突破了魏晋初唐的绚丽风格而开辟一代画风，他在宗教中所创的风格样式被称为吴家样。中唐周昉除善画仕女外，宗教画中也有突出创造，他善画天王和菩萨，尤其是将观音描绘在水月清幽的环境中，创造了“水月观音”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宗教画新样式，一直为后代沿袭，周

11、昉的宗教画风格被称为周家样。唐代寺庙或为礼拜场所和娱乐场所，吴道子画佛像常有众人聚观，周昉画章敬寺时密听众议而虚心改动，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宗教画家与群众的联系。中唐以后，四川地区的宗教壁画颇为发达，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圣寿寺、净众寺、应天寺等有赵温奇、范琼、左全、张南本、孙位等名家所画壁画，其题材除流行的佛教经变外，还出现了描绘贵族及高僧肖像的真堂，山水树石花卉也作为装饰更多地出现在寺庙壁画之中。唐代前期，政权强大，统治者颇注意利用绘画来为巩固政权服务，歌颂王朝的威德、表彰功臣勋将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已成为画家们创作的题材。阎立本在高祖武德九年(626)画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及后来所画的永徽朝臣图

12、都是描绘当时文臣谋士的大型作品。贞观十七年(643)画的凌烟阁功臣图，更是继汉麒麟阁及云台画功臣后为表彰功臣勋将而进行的重要创作(凌烟阁在中唐以后还续有图绘)。阎立德画的 外国图、职贡图，阎立本画的王会图等，歌颂了唐王朝的强大及和边远民族政权的友好往来，阎立德的文成公主降蕃图及现存阎立本的步辇图更直接描绘了唐蕃盟好、文成公主入藏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皇室及贵族生活的绘画继南北朝之后盛行不衰，在艺术上也有显著提高。隋代善此者有杨子华、郑法士、杨契丹等人，而且各有专长：“杨(子华)则鞍马人物为胜，杨(契丹)则朝廷簪缨为胜，郑(法士)则游宴豪华为胜”郑法士所画“丽组长缨，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幽闲

13、之雅容”，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的仪容风采。在山水画中也表现贵族游乐活动，如展子虔的 游春图。唐代善于描绘皇室贵族肖像及生活景象的画家更多，宫廷画家陈闳、杨宁皆以写真著名，周古言多画宫禁岁时行乐之胜，谈皎、李凑工绮罗人物，张萱善画“贵公子、鞍马屏幛、宫苑、仕女，名冠于时”。其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帝王后妃们的游乐生活，如明皇击梧桐图、明皇纳凉图、明皇合乐图、明皇斗鸡射鸟图、武惠妃舞图、唐后行从图等，从现存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中可见其艺术风貌。文献记载吴道子、陈闳、韦无忝等曾合画金桥图，描绘唐明皇封泰山及随从队伍，更是极为宏伟的创作。中唐时周昉画贵族仕女，丰肥妍丽，反映了时代的审美俗尚。他的画

14、衣纹劲简，色彩柔丽，细致地描绘了贵妇人薰茶、游春、凭栏、揽照、吹箫、按乐等闲适生活及孤独空虚甚至带有伤感的精神状态，在挖掘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方面更趋深刻。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的风俗、仕女画科，到了五代时期益臻成熟，既有陆晃多画村野人物、张质工画田家风物等取材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又有杜霄所画秋千、捕蝶仕女，周文矩所画理鬓、按舞、捣衣、熨帛仕女以及贵戚游春等取材贵族生活的风俗画。正如当时文学上盛行表现乡土风味的竹枝词和表现城市奢侈生活的香艳词曲那样，都是同一时代风气之下的产物。在北方契丹政权所辖地区，这时则出现了以反映北方边民生活习俗和地方风光为特色的以胡瓌、胡虔父子为代表的蕃马图。佛道画科在五代也颇

15、为兴盛。唐代中期便已出现的宗教绘画世俗化的趋势至此时表现得更为突出，佛教题材的绘画中作为礼拜对象的佛、菩萨的庄严肃穆的形象，远不如以普通僧人作为原型的罗汉像塑造的出色。西蜀的贯休、张立，南唐的王齐翰均以擅长罗汉著称。道教题材的绘画也同样有着世俗化的趋势。写真是五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画科。前蜀先主王建使高道兴、赵德齐画皇姑、帝戚、后妃等像于朝真殿上，后蜀先主孟知祥命阮知诲为自己写真于大圣慈寺真堂，又写两位公主像于内廷，这些肖像画大约都是旨在显示主人公的富贵身份。南唐中主李璟命周文矩为自己和王弟们写真，后主李煜命顾闳中偷写韩熙载夜宴情状，从现存作品来看，均颇能深入地刻画主人公的个性。表现自然山川大地

16、之美的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状态而趋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水画中常穿插神仙内容及贵族游乐，多以青绿赋色，纤丽而富有装饰性。隋代展子虔擅长“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传为他所画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骑马泛舟游乐的场景，予唐代山水画以深远影响。初唐人物画家阎立本等虽以人物画为主，但也承绪前代山水画而有所建树。然而山水画的显著提高是在盛唐以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继展子虔之后将青绿山水画提高到新的阶段。李思训的山水画“笔格遒劲，湍濑潺缓，云霞飘渺，时睹神仙之事，宛然岩岭之幽”，被

17、誉为“国朝第一”;李昭道则“变父之势，妙又过之”，所创海图为人称誉，他们的青绿山水臻丽而富有情趣，被后人奉为典范。以画人物道释驰名的吴道子在山水画上也有突出贡献，他“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从而开创了豪放壮美的山水画新风格。他曾奉诏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与以前李思训用“数月之功”画的山水壁画迥然不同，但二者“皆极其妙”。因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山水之变，始于吴而成于二李”。盛唐时以山水著名的还有王陀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极佳”，“绝迹幽居，古今无比”，时与吴道子并称。又有卢鸿隐居嵩山，谢绝征召不愿出仕，善画山水树石，曾画草堂图以明志。郑虔工诗，善书画，尤

18、长于山水，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诗人王维也以山水著名于当代，“其画山水树石，踪似吴生，而风致特出”，晚年隐居蓝田，曾画辋川图，表现其所居庄园的优美景色，他的泼墨山水尤为后人称道，他在山水画中更多抒发了以隐居山林为乐的志趣。中唐以后，泼墨山水的成就较为突出。王宰画山水“出于象外”，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经深思熟虑反复酝酿后方下笔作画，唐人记载他画的临江双树松柏“上盘于空，下着于水”，“达士所珍，凡目难辨”，具有高雅的情趣。张璪善画水墨山水树石，尤善以秃毫挥写，传说他能手握双管，同时画出枯荣不同的树，“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画山水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

19、，富有艺术感染力。他曾著有绘境一篇，述作画要诀，惜已失传。当时另一位以画树石著名的画家毕宏向他请教画法，他答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言简意赅的阐明了山水画创作中主客观的统一，在描绘自然形象的同时强调画家主观思想情趣的表达。中晚唐之际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项容、杨炎、顾况、刘商等，另有王墨善泼墨山水，酒醉后以墨泼于绢上，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画为山石云水风雨云霞;又有李灵省善画山水树石，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而形象情趣颇足;他们都不是按常法作画，因而被视为逸格。专长楼阁的画家有尹继昭，曾画姑苏台、阿房宫等，界画作为专门题材，尹继昭是重要的先驱者。晚唐时荆浩隐居于太行山，善画北方山川的

20、壮美景色，开启了五代山水画的新阶段。唐代山水画多表现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和松石平远，创造并发展了青绿、泼墨等表现手法，形成了多种风格，反映了贵族士大夫的不同阶层的思想情趣。山水画不仅绘成屏风卷轴，而且也较广泛地装饰于宫殿、厅堂、寺观的壁画，专长山水的画家也相继涌现，显示山水画开始在民族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山水画在唐代的基础上进行不懈的探求，取得比人物画更为突出的成就。在意境和审美情趣方面，五代山水画较之唐代更能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自然面貌和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深妙意境。如荆浩、关仝作品中出现的是“云中山顶，四面峻厚”、“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色”的典型的北方山水;董源、巨然作品中出现的是“溪桥渔浦，洲渚

21、掩映，一片江南”，“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的典型的南方山水，这是唐代所不曾有的。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如初唐贞观时，太宗与侍绣泛舟春苑池，见鸳鸯戏水，乃召阎立本图写;高宗时，薛稷以画鹤著称，尝创六鹤屏风样，当时秘书省壁上就有薛稷画鹤及郎余令画凤凰，被誉为绝艺。德宗时边鸾善画折枝花鸟，“下笔轻利，用色鲜明”，能“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当时新罗国进献孔雀，诏令边鸾图写其貌

22、，翠彩生动，得婆娑之态。唐代皇室贵族官僚士人善花鸟者颇多，汉王李元昌善画鹰鹘，滕王李元婴、李湛然以画蜂蝶禽花著称，开元时户部侍郎冯绍正尤善画鹰、鹘、鸡、雉，玄宗时太常卿姜皎亦善画鹰鸟，又有协律郎萧悦善画一色竹，颇有雅趣，武后时工部郎中殷仲容画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采”，可见在富丽工致的花鸟画发展的同时，已出现用水墨描绘花鸟的表现方法。花鸟画在佛寺壁画上也时有出现，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 载：唐末刁光胤入蜀，就在大圣慈寺炽盛光佛院明僧录房窗傍小壁处画四时雀竹及三学院大厅画花雀两堵，至于殿堂障壁屏风以花鸟为装饰就更趋普遍了。今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壁画六扇花鸟屏风，每幅都画水禽及花卉，天上

23、还点缀飞鸟。日本正仓院所藏对鸟纹夹缬屏风装饰画两只长尾鸟对啄一蝶，背后有花一株，两花旁有蝶飞舞，鸟草夹缬屏风也用多色染出花、蝶、鸟雀等，造型生动，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是研究唐代花鸟画极为宝贵的资料。正是唐代花鸟画技巧上的不断探索和提高，才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五代花鸟画有以黄筌和徐熙为代表的两大派别，在题材、风格和审美情趣上存在着“富贵”与“野逸”的差异。在表现技法方面较之唐代有更多的突破。唐代兴起的山水画中以运用水晕墨章和破墨为特色的水墨画法，和花鸟画中以注重描写活禽生卉为特色的写生画法，至五代时期被更加广泛运用并逐渐加以完善。荆浩将墨列为绘画“六要”之一，董源创造一种“落笔甚草草”的披麻皴法，黄筌的勾填法和徐熙的落墨法，用以表现各不相同的审美意趣，唐希雅用李后主金错刀书法用笔以写竹木。所有这些，莫不说明五代山水、花鸟绘画表现技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画家们不仅擅名于当代，而且给后世垂留下典范。“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和“黄徐体异”所代表的两大派系，一直延续到后世画坛而经久不衰。画院的设立在美术史上，唐末就已出现授予御用画家以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等职称的作法。到了五代，西蜀和南唐则已有画院的设立，用以容纳御用画家和掌管宫廷绘画事务。此外，从榆林窟壁画题记上也可以看到“勾当画院”、“知画手”这些衔号，足证当时在曹氏政权下也设有画院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