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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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思想【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本着“以扶助教育为核心”的出版理念，主持并参与了众多的出版活动。他在经营商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出版经营思想。张元济以教育和文化为重任的改良主义救国立场，使他在时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条独特、成功的个人道路，也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关键词】张元济；辛亥革命；出版家；出版思想；改良主义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902年受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加盟商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张元济将出版事业和教育理想结合在一起，孜孜不倦地经营出版事

2、业。商务印书馆在诸多方面引领了中国出版界的潮流，并确立了一系列标准，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一切都与张元济的出版理念及经营思想分不开。张元济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改良主义者，他进入商务时，正值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局由维新改良向民主革命过渡的动荡时期，而且身处中西交流频繁、革命思潮活跃的上海。但他却一直远离政治潮流，全心经营出版，并且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以扶助教育为核心张元济作为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与许多主张“变法”的分子一样，渴望通过改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培养人才、开启民智的认识，认为只有改进和扩展国民教育，才能为变革和发展

3、提供适宜的文化环境与精神人格。他的这一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肯定。1902年初，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张元济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这使得他在经营商务印书馆时要努力地去平衡文化性和商业性，力求使二者达到统一。张元济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商务印书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原则：不出不赚钱的书刊，不出与时事政治相冲突的书刊，不出品格低下的书刊。张元济的出版生涯前期与辛亥革命时期有较多重合，这段时间是张元济出版活动和出版思想从萌芽走向成熟的阶段。在社会思潮泛滥的上海，他既未轻易调整自己的改良立场，也未因革命潮流而忽左忽右地变化

4、，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与文化需求的理解来确定出版方向。其带领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图书和期刊，既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又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具有持久的知识和理性价值。这也正是张元济坚持温和的文化和教育改良理念的结果。教科书出版。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后，首先就是抓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他力荐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牵头开始编纂新式教科书。蔡元培担纲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工作，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任国文编辑，吴丹初任历史、地理编辑。1903年蔡元培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亲自担任编译所所长，聘蒋维乔为常任编辑员，并由蒋庄俞编地理、徐隽编算学。而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则由张元济

5、、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讨论决定。最新国文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10册，高等小学8册。最新修身教科书包括初小用者10册，供高小用者8册。1此外，为了使教科书能够被有效地应用，还编辑了十种教授法、三种详解、十三种中学校用书以及师范学堂用书等。除了小学教科书之外，张元济直接参加组织编校的教科书还有供女子学校使用的女子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以及单级教科书等。报刊出版。张元济积极主持和参与各类报刊的出版，从早期对于时务报的关注，到后来主持参与出版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旨在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系列报刊，都体现了他通过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来实现变革的革命意识。在南洋公学期间，张元济与蔡元培、温宗尧

6、、赵从蕃等开始创办外交报。张元济在该报的叙例中提出了“文明排外”的理论，称：“盖人之生也，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是以彼我之间，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缘隙生事，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者，渐趋知力平等之势，又以经历既多，识见渐澈，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于是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2该理论还被张元济定位为外交报的办报宗旨。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盲目排外、野蛮排

7、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要提倡文明排外。外交报共有论说、谕旨、文牍、译报等8个栏目，主要介绍各国的动态等国际知识，是当时社会了解国际的一个重要窗口。外交报最初由杜亚泉的“普通学书室”发行，随着张元济、杜亚泉加入商务印书馆后，该报也转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和经销。外交报停刊于1911年1月15日，前后历时9年，共计324期。张元济十分重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在传播知识、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等方面的作用，他的国民教育思想在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各类杂志中也都有所体现。1903年创刊的文艺半月刊绣像小说，每期刊载长篇连载小说或单篇小说10种左右。在创刊号上，创办者就称该刊将借小说以针砭朝政之积弊，

8、为国家危险立鉴，以此唤醒民众。1904年编辑发行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按月刊载中外大事记、中外时事汇录和各类汇志，内容涉及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张元济在执掌东方杂志期间，始终以宣传立宪政治主张为主，确立了东方杂志“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办刊目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东方杂志注重对西方政治思想、民主观念、新式教育、新文学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东方杂志虽为选录类杂志，但从其所刊载的文章中亦可见其办刊目的。张元济的出版经营策略及其经营思想唯才是举的编辑用人观。张元济与发起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在知识结构和从业经历上的差异，使他一加入商务印书馆，就承

9、担了编书的重任；而夏、鲍、高等人则主要负责印刷与发行。张元济的翰林出身、维新思想以及与众多学术界、文化界名人的良好关系，为其在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元济在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期间，商务编译所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成立之初的几个人发展到1908年的64人、1921年的160人左右。张元济本着“唯才贤与新进是求”的重才观念为商务印书馆延揽了一批知名学者，组成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编译队伍。在与日本金港堂合资运作后，张元济也不忘网罗人才，充分利用机会，挖掘日方专家的经验，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所用。发行人员的职业教育观。随着商务印书馆发行业务的蒸蒸日上，张元济意识到发行队伍较低的文化素质已

10、不能满足图书发行的需求。他主张对发行人员进行培养，于1909年开办了商业补习学校，力图培养自己的发行骨干。他要求所有的图书发行人员在熟悉各种书的基础上，还要清楚所推销书籍的优点和特点，以提高图书推销的有效率，扩大图书销售，增加利润。从1909年到1923年，商业补习学校共举办了7届，毕业学生达318人。由于补习学校较强的针对性，较多的实习机会，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能逐渐成为发行业务骨干，这进一步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发行业务。身兼文人与商人双重身份的张元济，在经营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商务印书馆的近代企业发展之路。张元济的这种经营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务印书馆的多元化经营，二是商务印书

11、馆的资本运作，三是商务印书馆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以文教为核心的多元化经营思路。商务印书馆除出版社之外，还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支馆。张元济在稳定出版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将商务印书馆向横向进行拓展。早期创办通艺学堂为张元济积累了办学的经验，在商务印书馆步入稳步发展阶段时，张元济开始创办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机构，如幼儿园、小学以及商业补习学校等。除此之外，张元济也涉足工商领域，创办电影厂、玩具厂等一系列的工商企业，为当时的出版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所考虑的横向拓展业务的经营思路并非率性而为，这从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一系列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领域中可以看出

12、，这些企业都是紧紧围绕“文教”这一核心展开的。这些企业的创办，进一步扩大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影响力。强调主权的资本运作意识。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得到了夏瑞芳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他在掌握编书大权的同时，还在经营策略上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资的经营之举在当时可谓一大创举。作为一名商人，张元济敏锐地洞察到雄厚的资金对于经营一家企业的重要性。在张元济“实业首重资本”理念的指引下，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和日本金港堂约定各出资10万元，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的股本从创业初期的3750元迅速增加到20万元。但张元济并没有被此冲昏头脑，在与日本金港堂合作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合作进行了

13、详细的约定，以确保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主权。结语：政治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改良张元济虽是清末翰林出身，其人生的青壮年时期却经历了晚清的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与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晚清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渴望通过变法改良来实现中国的富强。但他并不热衷于政治，性格上也不具有激进色彩。同时，在他的意识中，输入新知培养人才是实行社会变革的基础，而这些目标是政治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他虽不赞同革命，但也没有清末遗老的保守和腐朽气。当他投身出版界后，所作所为并不因时而变，更没有轻率地趋从革命，而是中道而行，坚持以教育和文化为重任的改良主义立场，苦心经营商务的文化出版事业，并兼顾报刊出版和服务教育，在时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条独特但很成功的个人道路，也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注释：辛亥革命的历史分期在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向来有几种宽窄不同的说法，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而广义的辛亥革命说法也有二：其一是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为止的革命活动；其二是将起点算到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本文遵从第一种广义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