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水藏海史料解读与求真求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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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滴水藏海史料解读与求真求实1风起清萍而且，这一争论又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历时性特点使得它呈现线性发展，历史可能会“断裂”，但绝不会停止。中华帝国晚期主流文化并未因人为的“划段”而终止，反而越过了时间限制涌入到近代史的舞台上。在帝国晚期的学术探讨上，“汉宋之争”显然占据主要位置，并且在近代中国以不一样的面貌呈现。因此，近代中国的学术之争十分复杂，既有中学内部之争与中西学之争，更有后来十分激烈的西学之争。不仅现实在影响历史，历史也在影响历史，多样的学术探讨使得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面貌越发错综复杂。2一言千面关于这一问题，罗志田的论述极具启发意义。他通过“证与疏”两个面相的探讨“史

2、学即史料学”，认为傅斯年“疏通致远”的取向与陈寅恪的观点相当接近。表面上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史料学”在两个面向的解读下，偏重于“证而不疏”，事实上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包含两个时段：“证而不疏”与“疏而不证”。两个时段承前启后，互为因果，如果只是侧重单独一面，则会对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片面解读。罗氏调和“证与疏”是颇具温情的，“证而不疏”与“疏而不证”都不是最好选择，两者之间或许可以做到调和。这也符合晚清“汉宋调和”的历史潮流，陈醴与张之洞都在晚清践行“汉宋会通”的原则。这种趋向使得民国的学人对“证与疏”倾向于调和而非撕裂，尊重经典与阐幽发微并行不悖。“有凭借的想象”或许是对“证而不疏”

3、的继承。罗志田先生曾多次讲到：“历史学需要想象力”。但是，关于想象力，是要“有所凭借”的，妄自揣测往往于人于己都不是好事。就史学方法而言，我也是倾向于“证与疏”的调和，硬性的分隔往往使得两败俱伤。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是这样，“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上升到人生态度，或许别有深意。佛教有言“人有三毒”贪、嗔、痴，避免“痴妄”，这无论是在生活和工作之中都是有所裨益的。所以，对待史料，不可过分看重，也不可过分看轻，似乎是破解悖论的唯一路径。对史料的过分看重，本不是什么坏事。可以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例，可以发现其中穿插大量史料。陈先生的高足蒋天枢曾指出，陈先生可谓是

4、国内“新史料学派”的代表，但并非沉溺于史料之中，而是别有深意为之。柳如是别传并非消遣娱乐为之，而是针对时代背景可以所作，民族气节和文化延续在文中俯拾皆是。现实关怀帮助陈寅恪从史料中“抽身”。但是，缺乏关怀的史料堆砌则是损人不利己的。过分看轻史料则是十分危险的。当代学术氛围相對开放，使得多元的文化井喷式涌现，后现代主义史学“洪流”袭来。在后现代史学泛滥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其弊病，其中一点就是对待史料。后现代主义史学侧重“文学化叙事”，用文学写作的态度对待史料，对史料随意拆解和曲解，违背了史学“求真求实”的原则。曾业英先生就曾指出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虚构历史真实化，真实历史虚构化”。尤其是

5、在思想多元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警惕。3滴水藏海关于史料与史实，我本来想用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来佐证。因为这一观点带有“调和论”的味道，似乎史料的采择与史实的叙述都两不相误。但是，这很容易滑入“现代化的陷阱”，即用现代思维去解读。义利双行出现严重变质，“义”不再是民族大义，而是见利忘义;“利”不再是苟利国家，而是唯利是图。人文科学一旦与现实纠缠，那么它就不再纯粹。所以，历史解读就不可能真正客观，赤裸裸的预设和动机在历史著述中随处可见，真假难辨的史料和严重社会化的解读使得求真不可，求实不能。所以，滴水藏海的史料就不仅仅只是历史与现实的纠缠，还需要加入当代分子的焦虑与迷思。看待史料，过轻过重都可能流于虚妄，是否拿捏得当就能够“求真求实”呢？当然也是不行的，因为一旦动心起念就不可能四大皆空。整个历史的创造与解读都熔铸在社会现实当中，纵向的时间在拉伸它，横向的空间在延展它，历史早已不是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