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书画家生存机制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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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书画家生存机制研究摘要：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社会的中国书画家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以物易物为主的生存机制。求画者登门求售。在画店、南纸店、扇庄等地方挂出笔单，或者通过结社、展览等形式卖画成为近代书画家们谋取生活之资的主要手段。本文以近代书画家生存机制为研究对象，结合古代社会传统的易画方式，分析近代书画家们在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中的实际经营及生活状况。关键词：近代社会；生存机制；书画家；润例；商品意识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古老的中国发展日炽。中国人的许多观念逐步更新，新旧思想在那个时代融汇交锋，趋利之声日强，“昔日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人则拜之，拜之则效

2、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社会的动荡，书画新兴市场及需求的到来，使许多原来不愿言利的书画家纷纷投身于市，弄潮取利，以求生存。本文以近代书画家生存机制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近代书画家们如何出售其艺术作品，以谋取生活之资。书画家自古即有，但近代以前书画家鲜有自己直接投身市场，当街贩卖者。清中期扬州经济繁荣，商品经济发展，直接催生郑板桥等悬润例于市，明码标价的艺术家。鸦片战争之后，书画市场日益形成，书画家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而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商品生产者，他们出售自己艺术产品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第一，以物易书画。书画价值不以现金方式体现，表现为以其他有价物作为报酬，此为中国传统“君

3、子耻言利”观念使然。宋代蔡襄为欧阳修书集古录自序，欧阳修就回赠以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古代的传统在近代仍在继续，易君左就曾发出换酒宣言，酒分品质高低，书分大小不同。第一级的贵州茅台酒、喜州宣春酒、建昌麻姑酒、吉安科酒、沧州时酒、易州涞酒、四川橘晶酒等可以换他的新诗屏或者题诗画轴；第二级的成都生春酒、郫筒酒、鹅儿酒、夔州安酒、贵阳烧酒可以获取他的联对；第三级的安徽双沟酒、四川大曲酒、江苏养和酒、山东馒头酒、山西汾酒可以得到他的字轴。可见近代书画家用自己的艺术劳动直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的可能是他尤为喜好之物。也有不得以酬换必需品之例。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金融系统崩溃

4、，传统的润例无法适应日渐崩溃的市场，画家丰子恺就以画易米，画例册页(一平尺为限)或扇面换白米五斗，二平尺立轴或横幅换白米一石，二平尺以上，每平尺五斗，简单明确。以物易物，从表面上看没有金钱关系，在传统“轻利”的观念下能为书画家及藏家双方接受。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尚需过程，人们缺乏艺术经济的观念。近代以来，这种方式逐渐被更改，被直接用现金交易所取代。进入近代画家已经不再仅以物易画了，而是直接提出了现金交易的方式进行书画买卖，许多画家纷纷订出自己的润例，即作品的出售价格。商品经济之中，书画作为特殊的商品要想在市场上流通，就必须定出价格，有了价格才能够进行交换。艺术家是书画这种商品的生产者

5、，以书画谋利为生，不论名气大小，都有自己的出售价格，作为商品流通的一种基本手段，书画润格在近代普遍出现。润格的制定也是阻止一些人无偿索画的有效方法。有的润价上还有“润先笔后”、“先润后墨”、“润须先惠”等等规矩，更有“工细不应”、“来文不书”、“立索不应”、“叠扇不应”、“市招不应”等一系列不合乎书画家习惯的拒决规定。凭借润例之规，书画家们就可以不顾人情，用来据客。任伯年名声鹊起之后，有人不拿钱白白索要书画，他的岳母就坐在楼下把关，依据画例，先款后画，严格执行。又如“光绪时，华亭胡恭寿画名震一时。某岁，松江府某太守遣馔持金请其画，胡见持金少，语之日：谢汝主人，我不识何者为官，但须如我润格始画。

6、僕归，以实告。他日，太守增金，复使僕持往，胡为画之，送署”。这也是画家的无奈之举，明代杜琼曾发出这样的感叹：“纷纷画债未能偿，明日挥毫不下堂。郊外有山闲自在，也应怜我为人忙。这种局面的表现就是有书画家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按期交画，给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不好的影响。清稗类钞就有这样的记载“山阴任伯年绘人物，有声于时。久居苏，求者踵接，而性疏傲，嗜鸦片烟，鬟常长寸许，懒于濡毫，倍送润赀，犹不一伸纸，画材山积，未尝一顾。一日，戴用柏、杨伯润过其门，见一学徒倚门而泣。戴问故，日：店主命送画赀至任先生家，请其作画，数月未就，谓我乾没润资，故不得画。今日又命我来取，云如不得。必将挞我。今任先生仍不见付，是以泣耳。

7、戴怒日：名士可若是乎，受人钱，乃不为人画遂与杨同人。任方卧烟榻吸烟，戴突拍桉呼任起。任惊问故，戴日：汝得人钱，不为人作画，致使竖子哭于门，何也不速画，我必打汝。任不得已，即起画。戴与杨一人为伸纸，一人为调颜色，任援笔濡染，顷刻间两扇并就，戴以付学徒，欣谢而去。书画家的润例一般由自己确定，但也有请名人代订润格之风。民国时期孙科、蔡元培、于右任、陈树人等给蔡夫人定过润例，王一亭、诸闻韵、潘天寿等给来楚生制定润格。请名人给自己定价表示自己的作品已经获得社会认可。又有捧场抬高身价的意思。第三，书画家在书画店、南纸店登出润例，出售自己作品。近代书画家除在家销售作品，也寄挂作品于固定的卖画之所。当时有古董

8、店出售字画，也有南纸店、茶楼、装裱店、钱庄、扇庄寄售作品。上海朵云轩规定一笔书画交易中的中介费为三成，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各行各业一般都有自己的柜台，而书铺和古玩店则可以没有柜台，客堂幽雅，窗明几净，暗香浮动，宾主闲谈，品茗把玩，畅谈古今，怡情谈笑之间，一桩交易完成。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建立起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友谊，更使古玩字画店成为文人墨客鉴赏文物、交流心得之所。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近代社会，书画交易已不局限于传统文友问的交流推介、富商巨贾的慷慨赞助等形式，逐步从狭小的社交圈子内部交易转向社会化、商品化的交易轨道。艺术经营、中介或代理机构在艺术品的流通环节中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商业代理机构的出现需

9、要有个前提，那便是书画作品的市场需求，亦即买方需要一个能够提供作品的中介机构，卖方同样需要个推荐作品的中介机构，买卖双方的共同需求是中介机构存在的基础。中介机构的存在是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市场性的标准。在近代艺术市场经济活动中，专门的书画经营机构和经纪人成为推动市场繁荣的重要角色。第四，由社团组织活动展售艺术品。近代工商业同业组织大量出现，工商业公所的成立和增加，反映了近代工商业行业的拓展和工商业经营者的增长，这是社会分工发达的标志。很多行业是在“入行者众，人心不齐”的背景下建立行会或订立行规的。例如，近代上海鬻艺者众多，从业人数剧增，同样需要一定的行业规范进行规约。书画社团就扮演了共同约束，共同

10、发展的行会角色。1907年春上海徐园助赈书画会举行书画赈灾活动，同年冬，上海书画集股保路会成立，说明书画家已由传统的吟社书画遣兴发展为近代的结社鬻艺。这些书画社团集中书画家，维持生计，共同响应市场。结社鬻艺还让某些社团带上强烈的金融组织色彩，如上海书画研究会“公举李君平书为总理，哈君少甫、毛君子坚为协理，赵君云舫为驻会总董，倪君墨耕为庶务协董”。这样的组织已是由总董、总理、协理、庶务、驻会庶务、会董、会员等组成的，类似金融董事制的书画金融集团，体现出强烈的商业含义。社团既代理会员的书画作品，也经销外地书画家作品。“外地来上海以卖印、卖字、卖画为生的职业金石书画家一般亦通过题襟馆，替他们代订润格

11、和金石书画的销路”。在画会或社团之外，还有另一种书画集群，即父子或师徒群体，他们往往相互合作，联手开拓市场。如费丹旭、费以耕、费以群父子；四任之父子兄弟师徒；任伯年、任霞父女；钱惹安、钱书城父子；潘振庸、潘振节兄弟；改琦、顾春福师徒；吴昌硕、吴涵父子；孔宣、孔小瑜父子；胡公寿、任伯年师徒；胡寅、胡璋父子；吴滔、吴徽父子；何绍基、何维朴祖孙；戴熙、戴以桓、戴兆春父子孙三代等等。这种书画世家之盛，远超前代，他们合作售画，商量代笔，相互誉扬，彼此，形成个相当有凝聚力的书画社群。艺术市场的发展使近代书画家们得以生存，但许多从风雅梦中醒过来的艺术家们却没有从中获得丰盛的晚餐，靠笔墨谋生仍然被称为寒士生涯

12、。他们经济拮据，生活人不敷出，甚至穷困潦倒，短命弃世。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使大部分书画家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尽管有以上文中所探讨的种种售画渠道，生存机制，但真正能如任伯年、胡公寿、朱梦庐、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利双收的画家少之又少。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一些书画家走出国门，东渡日本、朝鲜异国他乡寻求商机。如王冶梅、胡铁梅、陈曼寿、金吉石、蒲竹英等，他们既拓展了海外市场，也将近代中国文化输出到其他国家。又如齐白石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正是借助陈师曾在日本展览上的大力推介，使他名扬东瀛，进一步走向国际。也有一些画家，绘画不足以养家糊口，为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做起其他生意。胡铁梅从日本归国后，开办东洋食品专卖店，于绘事之外另辟蹊径，丰衣足食。近代书画家们商品意识觉醒，通过各种生存机制求得生活之资，画家日益职业化，文人画的传统开始逐渐衰落。但在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中，艺术价值的自我认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求画者的审美情趣影响艺术家创作，但即使在商品经济的洗礼下，书画家们仍然遵从中国书画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标准之内投身于近代经济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