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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治水历史与治水精神作者:任重来源:杭州生活品质版2014年第8期自大禹之时起,中国传统水伦理的基本内容便初步确立了,即:“身执耒宙,以为民先” 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左准绳、右规矩”“因水以为师”的面向现 实、脚踏实地、负责求实的精神;“非予能成,亦大费(即伯益)为辅”的发挥集体力量、协 同创新的团结治水精神。这种富有民族特色治水的“大国精神”,便是杭州治水精神的最早渊 源。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水系丰富的杭州拥有8000多年的水文明史。水,造就了杭州, 也成就了杭州一一杭州最初兴起的主导因素是钱塘江,运河是杭州早期发展和城市形成的重要 原因,而西湖是杭州后期声名远播
2、的关键所系。可以说,杭州的历史,就是一部因水而生、因 水而立、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因水而强的水文化史。源远流长的杭州治水历史与治水精神,是杭州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和宝贵财富。因地制宜,兴水利以惠农耕东汉初期(25-88年),郡仪曹华信在宝石山至万松岭,用泥 石堆成“防海大塘”,遏制江水内灌,西湖开始与海隔绝,成为内湖。西湖开始演变成为杭州 城市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熹平二年(173年),余杭县令陈浑组织民工十万修筑上、下南湖(今临安县之南上湖、 南下湖),调节苕溪洪水,港溉钱塘、余杭农田。此工程促进了杭州市范围农田水利的兴起, 同时也为城市内河河道的形成打下基础。三国时期,吴赤乌三年(240年)
3、,孙权令“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 贼”。钱塘县开始筑城,修中河,沟通江南河与浙江。江南运河为春秋时期的吴国开凿的向南 通向钱塘江的古运河,可能到三国之前,由于淤堵,江南运河与钱塘江失去连通性,因此,为 了保证运输粮资或军事需求,到三国时期又开凿了中河,沟通江南古运河与钱塘江,此中河为 今日中河龙山河段。杭州水系五大片区之一的江南片,属平原地区,农业较为发达,当时的内河主要以农用水 渠为主,引钱塘江水入平原灌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争,人口大量南迁,带来 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理水经验。因此,这一时段是萧绍平原地区农业迅速发展的转折时期, 而这一转折是以农田水利的开发为
4、契机的。入唐,江南水利设施不但有灌溉作用,而且有拒潮、排水等多种功能,改变了单一的灌溉 (如井灌)方式,颇具创造性。如杭州湾的捍海塘就具有这样的功能一一拒咸蓄淡。据北魏郦 道元水经注引钱唐记载:钱塘江“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 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 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海塘建筑的最早记录。建章立制,疏运河以惠民生杭州之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到了唐代,杭州人口急 剧增长,从贞观年间约15万人增长到宪宗时期的50万人左右,在约100年时间里增长了 2 倍。城区由紧围
5、西湖周边扩大到武林门一带,城市文化和经济水平迅速发展,运河周围商业贸 易繁荣,城市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地位在江南地区仅次于苏州。城池扩大,人口增多,由 于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必然会对城内外的河流、湖泊等水系进行一定的梳理。在隋朝运河的基础上,唐代通过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和发挥了大运河的功能,使大运 河发展成为杭州城区水网的主动脉,同时也丰富了杭州城市水网。唐代继承隋制,在此基础上 建立了一套运河的管理制度。首先,唐代称江南运河为“官运”,官河以“官运”(漕运)为 首要,明确了运河服务的主要职责是供应京师物资。其次,设立了运河主要管理机构一一盐铁使,负责管理运河的水位、通航情况、沿河农田 濯
6、溉等事务,明确提出了地方官吏有维护运河通航水位之责,并且有两套以上应急措施。白居 易钱塘湖石记云:“自钱唐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水入河,从河入田。准盐铁 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早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 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唐初,杭州城廓虽仍隋城之旧,但聚落却沿当时的运河一一清湖河,自南往北延展至今龙 翔桥一带的清湖河以西地区,疑即“新城戍”。为了保证此新拓展的聚落区不被潮水所淹没, 在景龙四年(710年)和咸通(881年)两次疏通了东河(唐代称沙河,南宋称菜市河),即 在城东新长沙地上开河
7、,将潮水泄入钱地江下游,使再来的潮水不至于漫入运河及州城,咸通 二年(861年)又开凿了贴沙河为杭州城的护城河,以宣泄钱塘江潮水,护卫杭城。唐中后期, 又开凿中河,主要功能与贴沙河一样,同为杭州城墙外的护城河。至五代时期,杭州城市水系发展成为水网的基础已经具备,特别是钱镂筑石塘、建堰闸、 置机构、兴水利、沟通运河与钱塘江的运河浚治工程,使城内河道摆脱了潮汐干扰,既保证了 运河顺利通航,也使土地淡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农田产量。统筹兼顾,治西湖以育生态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终点,杭州也 从此进入大运河主导时期。虽然当时运河两岸经济繁荣,但是当时这一地区出现了和以钱塘江 为城区一样
8、的问题,这便是运河流域的土地狭长,地少人多、人满为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 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一带扩展。然而聚落形成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杭州城所在的区域本是海湾的冲积平原,在 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 否则,供水困难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此,杭州城市聚落开始沿西湖成面状发展,西湖在杭 州城中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唐代由于较为注重西湖水作为城市生活用水的功能,故而开凿了 “六井”。白居易任杭州 刺史期间发起了西湖治理工程,他治理西湖的动因是为小霍溉当时西湖周围的千顷农田。他发 动民工疏浚西湖,修筑堤防,使西湖周围千亩农
9、田以西湖水灌溉,促进了杭州的繁荣。白氏所 著钱塘湖石记,详述施T经过,留下了这段历史印迹。白居易所修的堤防早已不复存在, 但他在钱塘湖春行中所说的“白沙堤”,其实在他未到任杭州之前早已存在,后人感念他 修堤和经营环境之大勋,乃名其为“白堤”。两宋时期,对西湖的整治向“宜居”方向发展,开始出现更侧重于营造自然水景观的趋势, 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西湖十景”格局。北宋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T091年),苏东坡遭贬担任 杭州知府。在短短不足三年的任期里,他先后完成了杭州城的供水系统建设、运河疏通、西湖 重整等大型工程,并对钱塘江和杭州湾的治理绘出了蓝图。这时期的城市形态为南北狭长、 向东拓展的鼓腹状形
10、态,以西湖为核心,呈扇形展开,说明其时人们已经开始追求人居与水环 境的理想关系。未雨绸缪,治河流以降灾患苏轼在其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提出:“治河之要,宜 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占者河之侧无居 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 理然也。”苏轼认为,治河既要针对水的规律去进行减灾防灾工作,又要考虑到社会对治水的 看法。一是疏浚河道。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苏东坡为杭州通判时说:“运河干浅, 使客出入艰苦万状,谷米薪刍缘此暴贵。”于是,他主持了疏浚工作,居民称便。此外,南宋 政府还对城厢之
11、外的河道进行了疏浚。南宋晚期,又开修城内河道,令“浅者浚,狭者拓, 圮者筑,阙者补,键以坚木,赘以巨石,栏垣门步,焕然一新”二是修闸筑坝。清水闸、 龙山闸、保安闸在五代、北宋时期就对杭州河流起重要的调节作用,这种功效直到南宋仍然没 有减弱。通过修缮水闸,城内河流的水位能够得到有效的调节,增加航运能力。因此除了定期 的疏浚河道,南宋政府对于闸、堰等水利设施也极为重视。重修了清水闸、龙山闸、浑水闸、 清水闸、保安闸,并且委派专人管理。三是开凿新河道。淳祐七年(1247年),夏季大旱,导致城北运河干涸。大运河在今北大 桥至奉口一带出现断流,导致航运不通,严重威胁到临安城的粮运。同时,奉口至今日良渚的 河道也年久失修,堤坝日渐坍塌,纤道狭窄,因此,政府决定新开河道,挖河道中的泥沙用来 筑坝,经过疏浚、开挖,形成了两条新的河道。新河道建成后,“漕输既便顺,堤岸亦增辟, 自是往来浙右者,亦皆称其便焉”。于是,经过南宋政府历届对河道的治理,杭州城厢内外的河道畅通无阻,有力地保障了都 城经济、文化发展。也正是由于政府不断疏浚和治理,许多河道免于淤塞、枯竭至湮灭。并且, 由于当时运输发展的需要,政府又开辟一些新航道,新开辟的水道和旧有水道连通,构成新的 航运交通网,使水运更畅通,更加便捷、高效。(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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