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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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无行为能力人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一、问题的提出作为自然人独立参与法律交往的前提， 民事行为能力之有无及其程度决定了相应法 律行为的效力。我国新近颁行的民法典 全盘承继了此前民法总那么的规定，采取 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与无行为能力 的“三分法”，并据此分别设置了详细的法 律行为效力规那么。本文先从这样一个基础的 问题展开：三分法之下，无行为能力与限制 行为能力如何区分？限制行为能力，限制在 哪里？无行为能力人是不是绝对不可以从事 任何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第19条、第 22条、第145条的规定可知，限制行为能力 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 适应的法律行为和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

2、超 出这两种情况以外的法律行为，还可以通过 法定代理人事先的同意或事后的追认而有效。 而无行为能力人是否就不可以从事任何法律 行为呢？无行为能力人，因为没有行为能力， 自然不存在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的法律行为的可能性，也没有通就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特别是无 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的行为究竟有无效 力？这一问题即使在我们所继受的德国法上 也曾引起热烈的讨论，形成了有效说与无效 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些学说的论争， 对于今时今日中国民法典的适用仍然具有启 示意义。）德国法的学说争论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05条，无行为 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德国绝大多数学者 都严格按照该法条的

3、明确规定，认定无行为 能力人法律行为无效。即便无行为能力人实 施纯获利益法律行为，依然如此。但无效说并非一统江山，德国法学界仍 然存在着有效说。这一学说由德国学者杜约 勒（D6 lie）、布赫（Bucher）与卡纳里斯 （Canaris ）所提出，得到了魏德曼 （Wedemann）、诺伊尔（Neuner）等学者的 支持。他们认为，行为能力的相关条文，不 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当事人行为自由的限制, 还是对人格权与“个人紧密的生活领域”的 限制，必须用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 连同第1条第1款评价该条文是否违宪。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明确认为，德国民法 典第1629条关于人们在个人紧密的生活领 域内的

4、限制违反宪法规定，这一判决立场也 应该一体适用于无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的效 力评价。首先，绝对无效的规范模式不能有效实 现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规范目的。德国民 法典第105条采取绝对无效的立场与规范 模式，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没有任 何有效的可能性，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相比， 既无法因其法定代理人追认而有效，也无法 因该行为纯获利益而有效。考察德国民法 典第105条的规范目的可知，该条文旨在 保护未成年人与精神病人的利益。很多法律 行为本质上没有损害行为人，反而保护了行 为人的利益，但在德国民法典第105条 的规范适用下，这些行为被评价为无效。这 一条文的规范目的与规范效果之间显然存在 着巨大差

5、距。其次，区分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 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违反民法的平 等原那么。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04条与第 105条的规定，一名六岁儿童接受赠与，虽 然在经济利益上对该儿童有益无害，但仍然 是无效的；反之，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07 条的规定，一名7岁的儿童接受赠与，那么被 认定为有效。6岁儿童与7岁儿童在实际的 认知能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况且该行为 对行为人有利，仅因年龄上的不同，在法律 效果上就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不符合民法 最基本的平等原那么。基于上述理由，德国学者布赫与卡纳里 斯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05条侵害了无 行为能力人的基本人权，违反了德国基本 法第2条第1款以及必要原

6、那么与比例原那么。 在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方面，该条文对无行 为能力人的自由构成了过度禁止，不应具有 法律拘束力。对于德国民法典第105条 绝对无效产生的困扰，应类推适用德国民 法典107条以下的条文加以解决。第一，从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规范目的 来看，德国民法典第107条以下完全可 以担此重任。该条文只是允许在法律上让行 为人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有效，其他行为的 效力仍由法定代理人决定。这一规那么设计可 以保障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不因此受损。第二，从保护行为相对人的角度来看， 德国民法典第107条以下不输德国民 法典第105条。德国民法典第105条 直接使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 防止相对人

7、陷入行为效力不确定的状态。然 而，德国民法典第109条给相对人赋予 撤销权，也可以使相对人随时摆脱法律行为 效力不确定的状态。在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纯 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情况下，行为有效并不影 响相对人的利益。因此，类推适用德国民 法典第107条以下，意味着整体类推相关 的催告权与撤销权规那么，对相对人的利益可 以进行周全的保护。第三，德国民法典第二起草委员会 的立法理由书(Protokoll)说明的立法理由， 不能为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绝对无效的 规范模式提供充分的正当化事由。该立法理 由书宣称，按照人类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与 生理构造的自然属性，特定年龄与精神状态的人事实上天然地不具备自主表达意愿

8、的能 力，法律应尊重这一自然规律与属性，由法 定代理人代其实施法律行为，考虑到交往安 全的利益，应当将这一状态的构成要件明确 作出规定。然而，这一理由在立法与实践中 未曾也不应当进行彻底地贯彻。对于精神病 人的判定，德国民法典第104条第2项 就是模糊的。另外，如此教条化的规范导致 其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在日常生活经验中， 只有婴幼儿与完全丧失正常心智的人，才完 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其实施法律行为。除此 之外，简单的买卖行为与对行为人完全有利 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很少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一般均由无行为能力人亲自做出。立 难以落实为明确的标准，脱离了现实生活。法理由中所谓的尊自然规律在法律规范中第

9、四，德国民法典第104条、第105 条缺乏详尽的辅助性规范，在构成要件上难 以准确区分。德国民法典曾一度区分精神病 人(Geisteskrankheit )与 精神障 碍的人(Geistesschwa che ), 前者为无行为能力 人，后者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按照通说观点， 这一区分是基于人的精神意志状况做出的， 精神障碍的人在行动能力与意识能力方面比 精神病人略强一些。虽说二者的行动能力与 意识能力存在差异，但在日常生活中谁也无 法准确地判断一个人属于精神病人还是精神 障碍的人，这增加了该条文适用的困难。最 终这一区分被德国民法典所放弃。同理可证， 一个6岁儿童与7岁儿童的差异，也没有那 么

10、显著。第五，德国民法典第105条与第107 条及相关辅助规范相比在法律效果上产生了 评价矛盾。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5条， 直接与无行为能力人缔结的合同无效。要约 人必须重新向该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 发出要约，并获得后者的承诺。其实，这一 过程类似于得到了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对于 相对人在场的缔约程序，按照德国民法典 第147条第1款第1句，相对人必须立即承 诺；对于无行为能力人作为相对人且其法定 代理人不在场的缔约程序，按照德国民法 典第130条及第131条，当要约到达其法 定代理人时才生效，在到达之前可以按照德 国民法典第130条第1款第2句随时撤回， 且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47条第2款与第

11、 148条被撤回的要约无法被承诺。这样一来， 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地位远远不如限制能力 人。与上述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状态类似， 对于限制能力人缔结的法律行为，相对人同 样享有撤销权。但该撤销权必须受到德国 民法典第109条第2款的限制，即相对人 知道对方未成年的，仅在未成年人违背实情 地声称已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允许时，相对人 才能撤回；相对人在合同订立时知道允许之 欠缺的，相对人在上述情形下亦不得撤回。 相对人在无行为能力人缔结法律行为的情况 下，反而更容易撤回其意思表示，因此，这 一方案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那么相比不能令 人满意。虽然有效说未能成为德国学界的通说， 但是其提出的行为能力规那么限制

12、人的自由、 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平等对待、 规那么制定关注社会现实而非学理教条的思想, 值得当今中国学者深思。（二）我国法的学说争议我国法上对无行为能力人从事的法律行 为的效力之争主要存于民法总那么公布前 后，学者围绕民法总那么第144条形成了 正反两方观点，且民法总那么的公布并未 废止民法通那么，故学者讨论均涉及民 通意见第6条，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 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代 表性观点如下：其一，无效说。有学者指出，相较限制 行为能力人而言，民法总那么第20条“对 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采取

13、了完全不同的文字 表述”，所以“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不能 认为，无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有效的纯 获利益的法律行为” “因为其根本就没有任 何意思能力”。笔者也曾认为，考虑到民 法总那么第144条和第145条的区别，再加 上第144条并未吸收民通意见第6条， 所以“依规范演变和体系关联，解释上应认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均 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即便是纯获利益的 行为也不例外”。还有学者认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所为行为无效，不存在例外”， 因为“室内稿第103条）一度规定纯获利 益行为有效，旋即被删除，未再恢复”，即 “说明立法者有意否认纯获利益行为作为例外”；而且，纯获利益行

14、为“于生活实际上， 未必对未成年人有利”，如不劳而获，或 随意收受他人恩惠”即是如此，而在“给予 利益者心存不良的情形“更不待言。总之， 无效说不认为民法总那么第144条存在法 律漏洞，对于民通意见第6条也持相对 消极的态度。其二，有效说。有学者认为，无行为能 力人“通常不能识别和理解自己的行为，因 此不能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对于“纯 获利益的行为”，比方“接受赠与奖励等”， 在“从严解释，即只能对未成年人有利，而 不给其增加任何负担”的前提下，应当成认 其效力。也有学者在反对就无行为能力人类 推适用民法总那么第145条关于限制行为 能力人之规定的同时，指出民通意见第 6条“对于无行为能

15、力人纯获利益的行为已 作相当程度的补救”，言下之意应是赞同司 法解释的立场，并认为该条在民法总那么 实施后继续有效。还有学者认为，民法总 那么不但未规定无行为能力人能否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行为，而且明确第144条规定无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所以“该 法律漏洞应当在未来民法典编纂中予以填补, 目前可以参照民法通那么意见第6条的规 定认定该行为是有效的”。有效说对民通 意见第6条均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但就民 法总那么第144条是否存在法律漏洞，以及 能否类推适用第145条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的规定，不同学者的处理方式不尽一致。（三）理解第144条的实质标准经梳理不难发现，正反观点均在不同程

16、 度上运用了文义解释、（外在）体系解释、 历史解释、（客观）目的解释等解释标准， 但所得结论却截然相反。所以首先需要解决 的是，对于证成法律行为有效或者无效的结 论而言，哪些标准才具有实质的说服力。特 别是我国民法典公布后，民法通那么 已被废止，在民通意见第6条已经不存过法定代理人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而有效 的必要性。但是否可以从事纯获利益的法律 行为呢？我国民法典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行为 能力作出了规定。就无行为能力人而言，总 那么编“自然人”章第20条和21条规定，不 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识别自己行为的 成年人以及八周岁以上不能识别自己行为的 未成年人，均属于无行为能力人，应当“由 其法定

17、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 此为基础，“民事法律行为”章第144条进 而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单纯从文义上看，无行为能 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似乎应“一律”无效， 即便其纯获利益也不例外。但问题在于，无 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之间，就纯获 利益法律行为的规范目的和效力而言，究竟 有无如此差异之必要？笔者的基本立场是，民法典第144 条存在法律漏洞。以下内容首先从比拟法出 发准确界定、正确理解纯获利益法律行为， 然后梳理和评析新近学说上关于无行为能力 在的情况下，如何理解现行民法典第144 条。诚然，文义构成了理解民法典第144 条的出发点。但由于所涉问题为该

18、条是否存 在法律漏洞，而漏洞必然超出可能文义的界 限，所以不能单纯以第144条未规定纯获利 益行为有效为由而否认其效力，尚需结合其 他法律规定进行解释。从外在体系脉络上看， 尽管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明确规定限 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行为有效，而第 144条未作此规定，但仅由此也不能当然得 出无效的结论。因为第144条未予规定可能 恰恰属于违反立法计划不完整性而形成的法 律漏洞。尤应注意，有学者在解释与民法 典第144条紧密相关的民法通那么第12 条和第13条、合同法第47条等规定时， 强调“明示其一而排除其他”之类的解释规 那么。其实，这依然是在运用文义解释和体系 解释两项标准，转用于民法

19、典即对第144 条作严格的文义解释，并对第145条第1款 作反面推论。基于相同的理由，此种解释规 那么并不妥当，因为如此便排除了思考第144 条有无漏洞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文义解 释和体系解释仍停留于问题的外表，尚不具 有实质的说服力。然而，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标准却有所 不同。就历史解释标准而言，倘假设确实如无 效说所言，由于民法总那么第144条未吸 收民通意见第6条，或者因为此前的“民 法总那么室内稿”第103条关于纯获利益行为 之规定已被删除，所以立法者意在否认无行 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行为的效力，那么无 效说便更符合立法者之原意，因此更具合理 性。但立足于客观目的论的立场，假如能够 证

20、成成认行为有效更能促进客观目的之实现, 那么有效说更为可取；反之，那么应采取无效 说。由是观之，无效说主张的纯获利益行为 “未必对未成年人有利”以及有效说强调的 “只能对未成年人有利，而不给其增加任何 负担”的“从严解释”等，均围绕客观目的 论展开。考虑到民法典刚通过不久，必 须充分尊重立法者的主观意图，再加上行为 有效已明显超出可能文义的界限，属于漏洞 填补的范畴，所以相较于无效说而言，有效 说需承当积极的论证义务。不管对立法意图的探究，还是对客观目的之挖掘，既有讨论 均难称细致、周延，仍有深入讨论从而形成 共识的必要。下文分别从历史和目的的视角 详细展开，证成民法典第144条存在法 律漏洞

21、，同时希冀可以为有效说提供更加充 分的正当性基础。民法典第144条的历史解释（一）立法史考察在立法史上，行为能力制度至少可以追 溯至1986年的民法通那么。民法通那么 第58条第1款规定，“以下民事行为无效：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至于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不管对 于无行为能力人，还是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民法通那么均未作规定。但紧随其后的1988 年的司法解释即民通意见第6条规定“接 受奖励、赠与、报酬”即属纯获利益行为， 尽管尚未涵盖全部情形。更重要的是，其已 清楚说明，就此类行为而言，应对无行为能 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作相同处理

22、。至于“他 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并非 在否认行为效力的基础上不允许作为相对人 的“他人”主张，而是直接肯定了此类行为 的效力。原因在于，行为能力只是法律行为 的各种有效要件之一，纯获利益法律行为完 全可能出于其他原因而存在效力瑕疵，如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 公序良俗等。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对于纯获利 益法律行为作过专门考虑，而且在无行为能 力的问题上有所反复。1995年合同法（试 拟稿）第42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须经 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方为有效。但纯获法律 上利益的合同，或依

23、其年龄、智力而满足其 日常生活、学习需要的合同不在此限。”除 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合同外，相较于民法 通那么的规定而言，该条最为显著的特色在 于，将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作完 全相同的处理。不仅二者实施纯获利益的行 为均完全有效，甚至连无行为能力人也能独 自订立局部非属纯获利益的合同。此后的历 次草案均延续了这一立场，只是在文字表述 上作了调整。直到1998年合同法（三次审 议稿）第47条第1款删去了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使得上述规定仅适用于限制行为 能力人，并最终成为合同法第47条第1 款。到了民法总那么立法阶段，面对民 法通那么第58条第1款、民通意见第6 条与合同法第47条第1款

24、并存的局面， 立法者再次对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法 律行为的效力问题作出考虑。2015年民法 总那么（室内稿）第103条规定，“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但纯获利 益的法律行为除外”。很明显，其意在效仿 合同法第47条第1款对限制行为能力人 的处理，将民通意见第6条关于无行为 能力人的规定也提升为法律，以明确成认纯 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但随后，2016年民 法总那么（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01条删去 了 “但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除外“，再次回 归民法通那么第58条第1款的立场。尽管 有建议允许无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纯获利益 法律行为，但“经研究，草案一次审议稿未 对本条的内容作出修改

25、”。此后的草案以及 最终的民法总那么第144条均未再变动。纵观与民法典第144条相关的立法 史，尽管其中不乏周折反复，但立法者的态 度已趋于明朗。假如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 由于纯获利益法律行为被与“依其年龄、智 力而满足其日常生活、学习需要的合同”绑 定，因此可能是受其“株连”才遭删除的话， 那么在民法总那么立法阶段，立法者对条文的 增删那么专门针对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或许正 如无效说所言，立法者意在否认无行为能力 人实施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这也让民 通意见第6条的地位极其尴尬。然而，仅 此便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条文变动背 后的理由才更具实质意义。尽管我国民法 典并无正式的立法理由，但法

26、工委的权威 解释却为此提供了重要参考。（二）法工委权威解释辨析归纳法工委分散于民法典第20条、 第144条等规定下的解读，否认无行为能力 人实施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效力的理由主要有 三：第一，“符合民法通那么以来的立法传统”， 而且“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三分法的逻辑 相契合，概念和体系上更加清晰“；第二， 纯获利益行为“在实践中类型多样，并非一 望便知、简单识别”，而有些行为“要等到 事后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断出来，如果所获 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所承受的负担，就属于纯 获利益”，此时“对儿童的辨识能力要求更 高”，容易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第 三，应当“区分接受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与 接受赠与物的行为

27、” “低龄儿童接受了别人 给的玩具，可以看作事实行为，不等同于儿 童实施了接受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 这些理由能否充分支持无效的立场？其背后 又透露出怎样的考虑？其实，前两点理由均存有可商榷之处。 第一点理由涉及立法传统与概念体系。但其 所称“立法传统”仅指民法通那么第58条 第1款第1项，此后的立法曾两度考虑成认 行为效力，所以一味地因循守旧尚不能令人 信服。再者，行为有效与行为能力的“三分 法”也不必然矛盾，不允许无行为能力人独 立实施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规定的“与 其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行 为，仍可使得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 人清楚地区分开来，三分法的架构不受影

28、响。 第二点理由指向了纯获利益行为的概念。但 已如前述，纯获利益行为仅指法律利益而非 经济利益，无需对权利、义务等作经济价值 的结算，即便“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所承 受的负担”也不属于此，那么“辨识能力要 求更高”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等便无从谈 起。尽管允许对法律上的利益与负担作一定 程度的合并与分解，但并不需要“根据事后 情况才能判断出来”，至于在实践中类型 多样，并非一望便知、简单识别”似乎混淆 了判断的主体。所以关键在于第三点理由。尽管其并非 权威解释的直接表达，而是对立法过程中支 持无效说的理由之转述，但从表达脉络上看， 该点与其他理由共同构成了立法决定的基础, 依然是探究立法意图的

29、重要素材。仔细推敲 文字表述，其立论的基础在于“区分接受赠 与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接受赠与物的行为”。之所以作此区分，因为不同于“接受赠与的 民事法律行为”需受制于行为能力之有无及 程度，将“低龄儿童接受了别人给的玩具” 之类“接受赠与物的行为”定性为事实行为， 便可以彻底摆脱行为能力制度的束缚，从而 成认此类行为产生的法效果，即无行为能力 人接受赠与物后即取得所有权。换言之，该 理由意在成认无行为能力人最终取得赠与物 的所有权，只是认为不必为此而成认其实施 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而已。然而，这种绕道事实行为的论证方案并 不可取。其所谓“事实行为”之含义究竟如 何尚不清楚，存在两种不同的可能性。第

30、一 种是将“接受赠与物的行为”理解为赠与合 同的履行行为，由于通说不成认物权行为的 独立性，赠与合同的履行行为即属于事实行 为。但问题在于，即便履行行为本身不适用 行为能力制度，要让无行为能力人取得并终 局地保有赠与物所有权，也必须为此提供法 律上的原因，即有效的赠与合同。否那么，赠 与人既可以立于所有权人的地位请求返还原 物，又能以不当得利为由提出返还占有的主 张。第二种是将“接受赠与物的行为”理解 为所谓的事实契约或者社会典型行为，但同 样难以成立。暂且不管学界对此的批评，仅 就其所针对的具体情形而言，不管豪普特最 早提出的事实契约，还是拉伦茨后续完善的 社会典型行为，均不包含“接受赠与物

31、”之 类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即便将此类行为纳 入也不能避开行为能力制度，因为事实契约 只是以社会典型行为替代意思表示，并不触 及作为前提的主体要件。所以不管对所谓“事 实行为”作何理解，也不能实现让无行为能 力人最终取得赠与物所有权的效果。由此可见，权威解释给出的三点理由均 难以支持无效的结论。而且，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第三点理由所追求的效果不仅无法通 过绕道事实行为而实现，反而透露出立法者 存有同样的心态和立场：对于接受赠与者不 应因其为无行为能力人而与限制行为能力人 有别，如此我们必须直面无行为能力人实施 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并基于纯获 利益法律行为的规范目的作出了与限制行为 能力

32、人同样的回答。假如说立法史所呈现的 人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效力的正反观点，指明 理解第144条的实质标准；随后详细考察和 分析该条的立法史与立法解释，以说明历史 解释的局限；再基于客观目的论立场为有效 说奠定基础，证成第144条存有法律漏洞并 予以填补；最后加以总结，并以民通意见 第6条为基础提出关于民法典总那么编司 法解释的建议。二、如何理解纯获利益法律行为对于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利益法律行 为的效力问题，学说上早有关注。自民法 总那么公布实施以来，围绕第144条形成了 正反两方观点。鉴于该条在内容上与民法 典第144条完全一致，相信正反两方对此 观点还会持续争辩，因此有必要通过学说总 结和辨析

33、，达成共识，便于法律统一适用。 在详细考察和评析既有学说之前，有必要先 行界定“纯获利益”法律行为这一核心概念。（一）何为“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所谓“纯获利益”民事法律行为出现在 民法典第19条、第22条和第145条第 1款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法律行为的规 条文变化直观反映了立法者的决定，那么对 权威解释的辨析恰恰说明，这种无效的决定 很可能是基于误解而作出。因此，仅对民 法典第144条作历史解释明显存在局限， 有必要诉诸客观的规范目的，以证成有效说 的妥当性。换言之，该条确实存在法律漏洞。五、民法典第144条的漏洞填补（-）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有效的规范目 的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关于纯获利

34、益法律行为的规定隶属行为能力制度。后者 的首要宗旨是保护行为能力不健全者的利益, 最终又根植于私人自治（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民法典第5条）原那么。作 为私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私人自治要求当事 人自主决定自身事务，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即所谓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其“工具”那么 是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然而，自我负责的 要求只有在表意人具有充分的能力理解其表 示的内容和效果时才属正当，即行为人具有 特定的思想成熟度和意思决定能力。对于未 达此要求的行为人而言，假如依然要求其对 自己的决定负责，不仅无法实现保障其自主 决定的初衷，反而会使其由于意思决定能力 的欠缺而在法律交往中

35、遭遇不测损害。正因 为此，法律创设行为能力制度，在特定情形 不成认其所实施的法律行为之效力，以保护 行为人的利益。不过，法律对行为能力不健全者利益的 保护也应当以必要为限。假如超出必要范围 却依然不允许其独立实施法律行为，反而是 对行为人自主决定自由的不当限制，从根本 上违反了私人自治原那么。正因此，民法典 第45条第1款在两种情形下成认限制行为能 力人实施法律行为的效力，一是“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二是”与其年龄、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至 于其他情形，那么需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 追认后才有效。换言之，在这两种法律明文 规定的情形下，尽管行为人不具有完全行为 能力

36、，也不存在防止其利益免受损害的必要 性，因此无需再由法定代理人代为作出决定。 究其实质，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这 两类法律行为，完全是私人自治原那么的内在 要求，属于其在行为能力制度上的自我限定。仔细推敲两种有效情形不难发现，其保 护的不必要性系出于完全不同的考量。之所 以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与其年龄、 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行为，是因 为其尽管尚未成年或者不能完全识别自己的 行为，但已具有一定的思想成熟度和意思决 定能力，能够于此范围内自主决定其自身事 务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与此不同，由于对 纯获利益法律行为仅作单纯的法律观察，而 不必考虑权利义务等的经济价值，所以此类 行

37、为既可能“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 况相适应”，也可能已超出限制行为能力的 范围。更重要的是，在判断纯获利益法律行 为时，根本无需考虑所涉行为超出与否。因 为如前所述，纯获利益法律行为原那么上仅使 行为人单方面取得权利等，即便容许在法律 上稍作合并与分解，也不会触及行为人的其 他财产，属于无需负责的自我决定。因此， 纯获利益法律行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此类 行为根本不需要特定的思想成熟度和意思决 定能力。不仅如此，二者之间的区别还在于，要 判断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必须全面考虑行为人和所涉 行为的各种具体情况。这种具体判断模式类 似于所谓的“相对无行为能力”，极力追

38、求 贴合个案的精准判断，会却以牺牲法的安定 性为代价。不同于此，纯获利益法律行为属 于相对精确的概念，无关乎限制行为能力人 的具体状况，对所涉行为也只需作形式判断 即可。所以在实质考虑限制行为能力人利益 的基础上，纯获利益法律行为还承载着法的 安定性价值。（二）第144条的漏洞认定与填补那么，基于在必要范围内保护行为能力 不健全者利益的实质考量，再依据“相同情 形相同处理，不同情形不同处理”的平等原 那么，并结合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所蕴含的法之 安定性价值，便可以认定民法典第144 条的法律漏洞，并指明漏洞填补的妥当途径。就无行为能力人而言，纯获利益法律行 为与其他行为对其法律地位的影响完全不同。

39、 以混合赠与和附负担赠与为例，前者如商家 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金额卖/送给严重精 神病患者一台笔记本电脑，后者如爷爷将其 所有的一套房屋赠与7岁的孙子并为自己保 留居住权。前者不属于纯获利益法律行为， 因为要准确判断市场价格究竟多少、该金额 是否确实低于市场价格等问题，行为人必须 具备一定的思想成熟度和意思决定能力，而 这（至少在法律上）恰恰是严重的精神病患 者所不具备的。而在后一种情形，假如约定 由爷爷代为处理相关的税费事宜，那么7岁 的孙子便纯粹获得负有物权性负担（即居住 权）的房屋所有权，属于纯获利益法律行为， 即便其不具有一定的思想成熟度和意思决定 能力，也不会遭受损害，并无保护的必要

40、性。 由此可见，第144条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 一并规定为无效，其文义涵盖范围过于宽泛， 存在隐藏的法律漏洞，应当通过目的性限缩 将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排除出该条的适用范围。不过，目的性限缩只能消极地说明，无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法律行为不应当 为无效，排出了对民法典第144条的适 用，却不能积极地确定其效力应当如何。为 此，应当考虑第145条第1款关于纯获利益 法律行为的类推适用。仍以附负担赠与为例， 爷爷将房屋所有权赠与8岁的孙子，同时为 自己保存居住权，并由其负担相关的税费事 宜。由于后者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不会因该 行为负担任何法律上的不利益，所以根据第 145条第1款应当为有效。假如孙

41、子是7岁 的无行为能力人，便明显超出了该款的文义 范围。但如前所述，纯获利益法律行为之所 以不存在保护的必要，并非出于思想成熟度 和意思决定能力的考量，而是因为此类行为 原那么上不会损害行为能力不健全者的利益。 因此，尽管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在思想成熟度和意思决定能力上有所区别， 但就第145条第1款的规范目的而言，这种 区别并不重要。据此，应当突破该款规定的 文义范围，将纯获利益有效的规定类推适用 于无行为能力人的情形。如前已述，有效说并不影响行为能力的 “三分法”的架构。因为这种目的性限缩与 类推适用相结合的漏洞填补途径仅限于纯获 利益法律行为，而不包括“与其年龄、智力、 精神健

42、康状况相适应”的行为。更重要的是， 行为能力的“三分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承载 着法的安定性价值，但要判断是否属于“与 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行 为，必须全面考虑行为人和所涉行为的各种 具体情况，已经涉及行为能力制度的具体运 用，不可扩展至无行为能力人。与此不同， 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本身属于精确的法律概念, 就其对无行为能力人的类推适用，无碍于法 的安定性价值。（三）对有效说的体系性理解行文至此，无效说中还有一种观点需要 商榷和澄清，即其主张，纯获利益法律行为 “于生活实际上，未必对未成年人有利”， 比方导致其“不劳而获，或随意收受他人恩 惠”即是如此，而在“给予利益者心存不良 的情形

43、”更不待言。不仅如此，赠与不满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良书籍或者危险物品，往往不利于其身心健康。甚或认为赠与未成年 人的行为也可能是对其父母的贿赂，由此否 定对于8岁以下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有效性。 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存在明显的误解，需要 澄清。首先，如果这样观点成立，纯获利益这一概念就根本不存在。因为前述对受赠人不 利的现象并不单独针对无行为能力人，在限 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形也同样可能发生。如此 推论，民法典第145条第1款所规定的 限制能力人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有效条款，也 应删除。其次，仅就接受赠与而言，无论对于限 制行为能力人，还是无行为能力人，均为纯 获利益之法律行为，至于获得利益之后，如 何管

44、控自己的行为有监护制度，无行为能力 人可以因纯获利益而获得受赠物品或金钱的 所有权，但是再行处分时，却要受到行为能 力制度的限制。再次，甚至有人说赠与未成年人金钱， 会让孩子去沉迷游戏，如此拓展开来，显然 是无限扩大了讨论的主题。这种无限扩大的 联想推演下去，其实不仅对于未成年人（无 论限制行为能力还是无行为能力人），即使 对于成年人也会因获取利益后不当使用，从 而否认获益行为。由于严格的意义上不利益 可谓无处不在，假如允许将观察视野无限扩 大的话，甚至根本就不会存在纯获利益行为。 且不必说该款能否扩展至无行为能力的情形, 其本身也会因此而沦为具文，所以必须尽可 能将对纯获利益与否的判断限制在

45、合理的因 果范围以内。换言之，对于赠与行为效力的判定，以 及赠与物所有权移转是否发生，仅需就该法 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进行判断，其中意思表示 真实、自由的情况下，目光聚焦到行为能力 的欠缺能否运用纯获利益的另外补救；而纯 获利益的判断，只需就获赠本身考量，完全 不必也不可考虑受赠后受赠人再行对该利益 的处分是否可以获益。将上述考量排除在外，并非单纯出于维 护规那么有效性的考虑而抱残守缺，毋宁是因 为完全可以将其交由其他规那么解决，从而借 助体系的力量化解对有效说的质疑。主张8岁以下未成年人亦可因纯获利益而使其受赠 与行为有效，并非不再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 身心健康开展利益。其实，行为能力与监护 制度

46、紧密衔接。认可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 获利益法律行为有效，是在法律行为效力环 节无须监护人行使法定代理权，但其依然需 要立足监护人身份有所作为。如民法典 第26条第1款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34条第1 款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保护被监护 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等“。所以在未成年人取得赠与物所有权后， 父母依然有权且有义务为维护子女的身心健 康，对其施以必要的管理、引导和教育。总 之，不可因获益后处分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 而否认先前的纯获利益判断。立足于整个民 事法律规范体系考虑，有效说完全可以妥帖 地调整纯获利益而进行的赠与物移转和赠与 物再行

47、处分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六、结论综上，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法 律行为应当有效，民法典第144条存在 定中。对于“纯获利益”法律行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 委”）的权威解释指出，其“一般是指”行 为人“只享有权利或者利益，不承当任何义 务”，如“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等”。这 一界定大致揭示了 “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 核心含义，但为讨论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纯获 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需对“纯获利益” 这一概念作更加清晰的阐释。其一，纯获利益仅指法律利益，而非经 济利益。顾名思义，法律利益仅对所涉利益 作法律观察，着眼于行为人的法律地位是否 因此而被改善，或者从反面说，

48、是否给行为 人带来法律上的负担，即产生义务或者丧失 权利等。至于该行为从总体上看是否让行为 人获得经济收益并不必然构成“纯”（lediglich）获利益（Verteil）,认定“纯 获利益”不得对权利、义务等法律地位的经 济价值作整体结算。以合同为例，买卖、（有 偿）借款、租赁、承揽、（有偿）委托、物 业服务合同等双务合同均被排除在外，自不 待言；而（无偿）委托、借用等不完全双务 法律漏洞。尽管立法者在周折反复后选择了 无效的立场，但这一决定系出于误解，历史 解释存在明显的局限。相比之下，基于客观 目的论立场的有效说更具符合生活需求的说 服力。就纯获利益法律行为的效力而言，无行 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并无实质区别， 因为此类行为原那么上不会损害行为能力不健 全者的利益，无需法律的特殊保护，否那么反 而会违反私人自治原那么。基于此并依据平等 原那么，再结合法的安定性价值，应当对第144 条作目的性限缩，将纯获利益法律行为排除 在外，进而就此类推适用第145条第1款。 但民通意见第6条中的“接受奖励、赠 与、报酬”与“他人不得以为由，主张 以上行为无效”等表述容易滋生歧义，而且 在适用范围上已不必再包含限制行为能力人。 本文建议在整理和修订民法典总那么编相 关的司法解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