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早期古建筑木结构区域特征(文字部分)知识分享.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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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od is good, but better carries it.精益求精，善益求善。山西早期古建筑木结构区域特征(文字部分)-山西现存元以前木结构建筑区期特征李会智文物建筑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包含着历代传递下来的匠作技术和政治、经济等社会信息，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文物建筑遗物比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都真实明了，是历史真实铁证,是历史实物教材，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文物建筑结构体系的形成，来源于历代匠师们的技术传承及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和提炼，凝聚着劳动者的智慧，体现着民族创造性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又还原及指导于实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文物建筑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重要的文物建筑往往

2、形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具有永恒的纪念意义和民族情感价值；人们在欣赏不同类型的文物建筑和反映其建筑载体内涵的壁画、彩塑等文物珍品时，从中得到多种美的感受和创造性的启迪，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建筑以独特风格居于东方建筑之林，形成了东方建筑文化圈之中心。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特征，反映着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创作智慧和审美观，是共性和个性统一的文化载体。故具有强烈个性的民族建筑，往往其生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中国古代建筑，形制多样、类型繁多、造型优美、个性强烈，其中造型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建筑结构，即建筑结构决定着建筑造型，有什么样的建筑结构就一定有与之相适应的建筑造型，故中国

3、形制多样的传统木结构建筑结构之美，决定着其类型繁多的造型之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筑风格、构造及营造手法多样化，这些多样化的地域性特点，形成了不同民族和区域性建筑的特殊语言，只有掌握这些特殊性的建筑语言，才能作到科学和有效地保护及传承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独特且厚重的建筑文化遗产。山西地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现存元以前建筑居全国之首，研究山西古建筑区域性结构特征，是整理和挖掘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科学、艺术等财富的真实创造者是社会劳动者。总结、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就是在众多的遗产中归纳出其共性和个性规律，既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感召力的现实意义

4、。考山西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和手法特点的地域性，大体可划分为北部区域（忻州、大同、朔州）、中部区域（太原、吕梁、晋中、阳泉）、东南部区域（长治、晋城）和西南部区域（临汾、运城）四个区域。而区域建筑特征的形成是由地域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民族文化的氛围所决定。本文主要从个性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山西境内地域风格和营造特点。一、平面柱网布列的几种形式建筑平面柱网的布列，不但反映了建筑物的平面使用功能，同时也反映着建筑物的空间效果、决定着建筑物主体构造形制。宋营造法式中规定有多种柱网布列，其中以严谨的对称性为主，但也规定了很多不对称的平面柱网布列。殿堂建筑中的身内单槽式柱网布列及厅堂中规定的乳栿对四、六椽栿

5、类的柱网平面布列，即为不对称之布列。这类平面柱网布列的建筑，不但增加了平面使用功能，同时也扩大了整体建筑的内部空间。这种不对称性的柱网布列，即木结构建筑中的减柱造和移柱造。1、宋营造法式中规定几种主要柱网布列平面柱网布列图，宋营造法式称地盘图。在大木作图样“殿阁地盘分槽等第”中列有四幅图样，即身内分心斗底槽、副阶周匝身内金箱斗底槽、副阶周匝身内单槽、副阶周匝身内双槽，其中身内分心斗底槽和副阶周匝身内单槽的柱网布列不完全对称，增加了不同部位的使用空间。与地盘图相应的有“草架侧样”，即建筑物横断面图，也就是说建筑物平面柱网的布列，决定着建筑物的梁架结构形制，这些“侧样”加之尽间不同的梁架结构形制，

6、形成了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硬山式不同的建筑造型。实物中唐代木建筑遗构的建筑平面的布列规整统一，为身内“分槽”系列；宋代以后多属于“柱梁式”结构系列的殿堂式和厅堂式，建筑造型富于变化，平面柱网布列灵活，一种是继承唐代柱位整齐划一的规整形，一种是减柱和移柱的不规整形的布列形式。宋营造法式卷三十绘有厅堂式木构架“侧样”十八幅，即十架椽屋五幅、八架椽屋六幅、六架椽屋三幅、四架椽屋三幅，其中八架椽屋乳栿对六椽栿用三柱、六架椽屋乳栿对四椽栿用三柱、四架椽屋剳牵对三椽栿用三柱明显为减柱造的柱网布列形式。2、山西境内建筑遗物中减柱及移柱布列的四种类型实例山西境内现存元以前木结构建筑平面柱网布列灵活多样，既

7、反映了宋营造法式中规制的布局，也反映了山西民间创意性的灵活布局，其中五台佛光寺的柱网布列，即典型而严谨对称的“金箱斗底槽”布列形式。笔者通过山西境内木构建筑遗物的考察，认为山西境内减柱布列五代有之，移柱布列见于金代。大体可归纳为四个类型。1、减去前向（后向）内柱式这种不对称的平面柱网布列，遗构中较早的实例见于五代，如东南部长治市平顺县大云院大佛殿（图一），即减去了前内柱，增加了殿内前向平面使用面积及室内空间使用功能，与之相对应的构架是，四椽栿后对乳栿用三柱。现存宋代遗构中减柱造实例非常之多，中部区域太原晋祠圣母殿（宋崇宁元年1102年），是一座体量中等的木结构建筑，为扩大廊部空间，前向四老檐柱

8、不直接落地，制成蜀柱立于剳牵之上，平面柱网布列亦显减柱造。山西现存宋、金、元各时代木结构建筑遗构中三间为多，多减去前向或后向内柱，扩大使用空间。盂县普光寺现存正殿为宋代遗构，其中椽、飞之间所遗大连檐，是目前已发现木构建筑中不多见之原构实物。殿面阔三间，平面近方形，单檐九脊屋顶，平面柱网减去前内柱。重建于宋宣和四年（1122年）阳泉市关王庙正殿，面阔、进深各三间，身内三柱三梁式抬梁结构，平面正方形，减去后内柱，形成四椽栿前对乳栿用三柱的结构形制。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建于今天会十五年（1137年），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因处于配殿位置，殿前不设月台。其柱网布列为：前向只设内柱两根，形成了前内柱横跨中三

9、间的大开间；后向设于明间设根内柱二根，形成了后内柱横跨次、稍、尽三间的大开间。这种内柱的布列，大大地增加了室内空间。太谷县范村镇蚍蜉村贞圣寺正殿金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建、西南7公里的北洸乡白城村光化寺大殿元泰定三年（1326年）重建等多座金、元遗构，平面柱网均减去前向或后向内柱的布列形式。晋东南地区现存宋、金建筑居全省之首，多三间规模。亦多为减柱式柱网布列，殿内多为三柱三梁和三柱二梁构制。以晋城清莲寺（宋）、高平开化寺（宋），凌川二仙庙（金）、吉祥寺（金），沁县普照（金）等寺内主体建筑为代表。这些遗构中很少施以移柱造。这种平面布列特征，在晋中及与晋中相临的吕梁周边数县基本相同，榆次永寿寺

10、雨花宫（宋），文水则天庙后殿（金），汾阳上庙村太符观正殿（金）、虞城村五岳庙五岳殿（金）、见喜乡普会村禅定寺正殿（元），其中文水则天庙后殿移柱减柱并用。晋西南地区以金代遗构降县太阴寺大雄宝殿为代表，该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向内柱全部减去，使室内前厅扩大。2、前（后）向内柱左右移动山西境内木构建筑遗物移柱做法见于金代，移柱做法是在减柱造基础上发展的，主要是通过移动内柱来调整内柱间或减柱后内柱之间的尺度，从而达到最佳梁架结构的大空间建造目的。前、后向内柱左右移动的布列方式，是与减柱做法相结合的，是减柱后对室内柱子的合理调整，从而达到扩大室内前、后部使用空间的目的。这一做法多用于三间以上建筑中，有

11、的施于前向、有的是施于后向，有的前、后同时移动。如山西北部的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金）、山西南部的洪洞广胜下寺后大殿（元），即具代表性。崇福寺弥陀殿（图二），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年），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前设月台，室内前向设内柱四根，且中间两根反方向外移至次间中部；后向因设佛坛，其内柱对称谐调。广胜下寺后大殿，元至大二年（1309年）重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前向只设明间内柱两根，余皆减去；后向东、西各减内柱一根，且东、西次间内柱均外移半间，以扩大使用空间。3、后内柱后移这种做法实例并不多见，一般用于三到五间之殿，以吕梁地区现存的文水县南徐村则天圣母庙后殿和西南部绛县太阴寺大雄宝殿为代表。圣母

12、庙后殿，板门背后题记，西扇为：“徐村庙门维那正升”，东扇题为：“皇统五年四月日置”。故该殿为金皇统五年（1145年）遗构无疑。殿面阔三间、山檐进深三间，绛县卫庄镇张上村阴寺大雄宝殿金代遗构，殿面阔五间、山檐进深三间，殿内施以减柱与移柱结合的布列方法，减前向两根内柱，并将后两根内柱向后移一步架，扩大殿内空间（图三）。4、内柱前后、左右同时移动这种柱网布列，是将减柱和各种移柱方法集中体现在一个建筑之中，从而实现最大可能的使用建筑室内空间的目的，一般用于体量为中小型建筑中。典型实例是山西北部繁峙县天岩村岩山寺文殊殿（图四），殿金大定七年（1167年）建，面阔五间（1498）、山檐进深三间（1189）

13、，虽五间之殿，但规模不大。殿内采取减柱与移柱相结合的做法，其柱子布列是殿内前、后向各设内柱2根，且各柱前、后移置，前内柱前后左右同时移置。前向内柱向前移一步架，同时两柱反方向移半间；后向内柱向后移一步架。使殿内中心面积和空间集中扩大。以上四种类型的平面柱网布列是山西境内主要的典型实例，这些布列特点虽无绝对的地区差别，但确有偏重，如晋东南地区现存宋、金木结构建筑多三间之殿，基本上是采取减柱造，几乎不采取移柱造的做法。相应规模及时代的建筑遗构，在中、北部地区就有所不同，其柱网布列灵活多变，将减柱、移柱并用，其创造性更强。实物中繁峙县天岩村岩山寺文殊殿的平面柱网布列，集中体现了山西境内所有的减柱和移

14、柱的特征，是典型的减柱和移柱造教学实例。而这些建筑平面布列的特殊性决定着整体建筑构架的特殊性。二、梁架结构及建筑部件的主要特点山西古代建筑在全国享有重要地位，除所遗建筑时代早、数量多以及建筑本身结构的完整性和建筑类型的多样性等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建筑结构、用材尺度和制作手法的区域性。而区域特征的形成受地域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山西古代木结构建筑从唐代发展到清代的历史过程，形成了明显的时代和区域性梁架结构的差异。其梁架结构技术和做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代，平梁之上结构及托脚的使用及结构点的技术和做法，是脊部施大叉手直接捧戗，托脚与栿头相接闭合，与栿形

15、成协调而比例适宜的梯形状态。梁栿之间施驼峰或方木及斗栱隔架。第二阶段是五代，山西境内现存五代建筑遗构分布于晋中及晋东南。平梁之上设蜀柱且立于驼峰之上，宋代普遍延续这一结构。梁栿之间结构产生了区域性的变化，中部地区梁栿之间设驼峰及纵向出跳斗栱隔承，栿头与令栱相交且梁栿不出头由托脚斜撑，托脚与栿头相接闭合，与栿形成梯形状态。东南部区域五代开始梁栿之间使用蜀柱，而西南区域梁栿之间基本施以驼峰及斗栱隔承。第三阶段是辽、宋、金代，辽袭唐、五代之传统，但不同的是于脊部设有丁华抹頦栱，托脚上移捧戗于平槫外侧，脊部普遍设有丁华抹頦栱，梁栿之间所设斗栱为完整的“十字”形制。宋代北部建筑脊部设丁华抹頦栱，中、南部

16、不设，整体梁架结构基本上是继承五代的做法，但个别遗构脊部蜀柱脚施以合踏，宋代中期平梁之上结构发生变化，出现复合式叉手的结构技术，且延续至金代初期，即下叉手结构点与五代、宋初相同，上叉手直接捧戗脊槫，金代中期复用单叉手，且叉手与脊部结构点上移至脊槫。这一时期托脚的使用及结构点的技术和做法也发生了变化，唐、五代的栿头与令栱相交且梁栿不出头由托脚斜撑，托脚与栿头相接闭合所栿形成协调的梯形状态退化，形成了随意化的托脚结构，东南部几乎不用托脚，其他地区有的托脚斜撑于槫下，有的斜撑于栿头之下，且用材规格减小。金代中部地区梁栿结构件形成了两种风格，一是继承了本地区宋代的基本做法，一是与东南部区域风格接近，梁

17、栿之间施蜀柱并施合踏稳固。第四阶段是元代，元代梁架结构件于金代相近，但自然朴实、粗糙随意是其主流风格。（一）、唐代建筑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中国营建技术进入了新地高潮。山西因地理环境和位置的优势，佛教文化得以迅猛地发展，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频频来往山西讲经说法，佛寺建筑也随之发展。资料记载唐代山西佛寺150余处，且规模大、院落布局也多样化。唐会昌年间(841年846年),由于佛教在政治及经济上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日剧加深及武宗崇道,而导致了会昌二年至五年(842年845年)的武宗大例沙汰之举。据史料记载,当时拆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

18、40000有余,令僧尼还俗260500余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许多唐代佛寺及塑像毁于此次沙汰。各地方民间所建的佛寺同样逃脱不了这次沙汰的打击，可想而知佛寺建筑毁坏之惨重。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原因，五台县南禅寺正殿得以幸存。目前已发现保留至今的唐代木构遗物3座，其中北部南禅寺正殿和佛光寺东殿2座、南部有芮城县龙王庙龙王殿1座。平顺县的天台庵正殿被认为唐代遗构，笔者认为是五代遗物。唐代建筑主要特点是造型浑厚、风格粗犷。建筑部件用材硕大，梁架举折和缓，梁栿间结构件的制作朴实无华讲求实效。平梁之上施以大叉手直接捧戗脊槫令栱，这一作法是继承和发展了汉及南北朝构造技术，其结构特点是于平梁之上至脊槫攀间捧

19、节令栱处设大叉手直接捧承脊部，不设蜀柱，这一结构可视为唐至元平梁之上结构形制发展的第一阶段。梁栿之间及栿端部构件用材规整结构有序，梁栿端部由驼峰或短方木及栌斗承托，梁栿端部结构点直接与栱相交，栿头不外出，由托脚上端斜撑栱子及栿头外侧，梁栿与托脚结合形成了梯形构架，其构架稳固、统一、和谐。这一特点在现存唐代遗构中具有普遍性，反映了这一时代建筑部位构件及结构的共性特点。1、北部区域山西北部地区目前已发现唐代建筑两座，均遗存在五台县境内，一座是位于县城西南22公里李家庄西侧的南禅寺正殿，一座是位于县城东北32公里佛光山腰的佛光寺东殿，考佛光寺东殿的建造背景及结构特征，当为唐代官方木结构建筑的流行之作

20、，虽然唐代还没有颁布相关的木构建筑规范制度，但就其本身构造及做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方流行，且具有共性的结构体系及做法，这一结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证明。其一，建造该殿的“佛殿主”即出资人宁公遇，是当时京都有一定身份的女性，她与朝野宦官有着亲密关系；“功德主”即布施人，是当时地位最为煊赫的“右军中尉王守澄”等。这些人物出资建殿，在选择技术匠工时一定慎重，决不会轻易选折当地一般民间匠工，即使选用当地民间匠工，也一定选用技术高的工匠，并会选派京城部分匠工为主力及名匠师进行督工。其二，佛教建筑的传播途径与佛教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对山西的影响，从途径上看主要有三：一是长安-蒲州，二是长安-太原-五

21、台，三是长安-泽州。唐代的五台山是佛教华严经传播的北方中心区域。而五台山历来不乏名僧大德，并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关注之地。因此，佛光寺隋唐时期在全国影响很大，故佛光寺东殿不会是一般民间匠工之建造手法。其三，就该殿整体结构而言。明栿结构合理，制作归整，手法细腻；草栿注重结构及力传的稳固合理，不注重构件的统一和视觉的观感性。在地盘分槽、结构体系及整体形制上与日本唐昭提寺金殿（约770年）有相近之处。昭提寺金殿约早于佛光寺东殿87年，是唐代律宗僧人鉴真及其门人修建。鉴真于景龙二年（708年）在长安受具足戒，不但博研佛教，在佛教建筑及雕塑等方面亦颇多建树。于天宝元年（742年）始，应日本僧人邀请多次赴日

22、本未果，天宝元27年第六次东渡成功，进行佛教活动。不难断定昭提寺金殿多方面体现着唐代官方流行且具有共性的结构体系及做法，因鉴真为南方人士，故建筑风格一定程度上带有南方风格，但就整体风格上讲仍显现出唐代官方流行且具有共性的结构体系及做法。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年）的五台南禅寺正殿和建于唐太和五年（833年）的芮城广仁王庙五龙殿，能避过会昌五年（845年）的“灭法”，主要原因是地处偏僻、规模小，影响小。可断定为民间建造，故有着地方民间建筑构造的倾向性，但决不有代表性。因唐代木构建筑仅存3例，故在分析地域特征时难度大，只能大体归纳。（1）、南禅寺正殿南禅寺，位于县城西南22公里李家庄西侧。寺内正殿，

23、唐建中三年（782年）建，距今1221年。是我国目前已发现保存年代最早，且结构完整的木结构建筑（图五图六）。正面阔三间、侧面深三间，梁架属四椽栿通檐用二柱，九脊顶。四椽栿两端交泥道慢栱出二跳华栱，其上设缴背，缴背两端交正心枋出耍头，平梁与四椽栿之间施驼峰隔承，脊槫之下设攀间斗栱且施叉手捧戗，平梁由驼峰及栌斗承托，其梁头结构点与栱相接不出头，所设托脚上端斜撑栱子外侧，为梯形构架，达到了构架的整体稳固性。平梁之上遗有蜀柱，考其结构及手法，与现存五代及宋代建筑中所用蜀柱如出一辙，故该殿所遗蜀柱至迟为宋代遗物，70年代维修时拆除。（2）、佛光寺东殿佛光寺，位于五台县东北32公里佛光山腰。始建于北魏时期

24、，“会昌灭法”时被拆毁，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灭法时逃亡在外的该寺法师愿诚募资重建，其中东殿就是大中十一年（857年）原构，距今1146年。是京都宦官王守澄恩宠之妇宁公遇布施建造的（图七图八）。殿面阔7间、进深4间“金箱斗底槽”，八架椽，单檐四阿式屋顶，殿前檐中五间劈板门、尽间及两山北次间设直棂窗。梁架以“平闇”相隔，分“明栿”、“草栿”两种做法，明栿于“平闇”之下，制作考究，所用梁栿均“月亮”造，“平闇”之上施以草栿，结构坚固、用材浑厚大方。整体构架气势磅礴、粗犷有力，是目前我国乃至于世界已发现时代最早、结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明栿于外槽柱间，横向施斗栱、乳栿结构，乳栿制作细致

25、，月梁造，且制有卷刹。乳栿两端交内外槽铺作出二跳华栱，上承半驼峰、令栱、隐刻栱枋及“平闇”枋；四椽栿由内槽铺作迭跳华栱承托，上承内半驼峰、令栱及“平闇”枋，形成了内槽空间宽阔，外槽空间适度的实用性空间。草栿设于“平闇”之上，因视线所不及，故木料表面加工粗略，其构件的形式及布置，完全服从于整体结构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乳栿置于铺作之上，由昂尾及内槽半驼峰直接承托，四椽栿搭于乳栿之上，并施纵横交叉的短方木块隔承。平梁施方木及攀间栌斗隔垫，两头与攀间栱交接，外向由托脚捧戗，与南禅寺正殿雷同。脊槫下设攀间替木、令栱并由大叉手捧戗，不设蜀柱。平梁与托脚为梯形结构，下平槫施托脚直接捧戗。纵断梁架，尽间设明、草

26、丁栿联络，与横断外槽乳栿套件结构完全相同，当心、次间，因横断梁架结构整齐对称贯通内外槽，故纵断结构清晰明快，唯梢间复杂，于中平槫之下至次间东、西缝四椽栿之上设草丁栿三道，以承托两山屋顶荷载。因该丁栿前承中平槫，尾搭四椽草栿之上，故形成前低后高的斜置形联络结件，栿头施不规则的方木承垫，其上承草架平梁、叉手及上平槫、攀间斗栱。2、西南部区域芮城广仁王庙五龙殿是山西西南部唯一保留下来的唐代结构建筑遗物。广仁王庙，俗称五龙庙。位于晋西南芮城县北4公里中龙泉村北侧，五龙殿位于庙之北端，是庙中主殿（图九）。建于唐太和五年（833年），距今1170年。较五台佛光寺东殿早26年，晚于南禅寺正殿49年。规模不大

27、，为小五间之殿，面阔（1154.6）、山檐进深三间（495.6）。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二柱，单檐九脊顶。梁架结构与五台南禅寺正殿相似，叉手上端捧戗脊槫令栱，平梁与托脚结构形成梯形状态。与五台南禅寺正殿结构点的差异，是叉手下端与平梁结构及托脚下端与四椽栿结构和南禅寺正殿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其结构受力与南禅寺正殿有所不同。五龙殿叉手下端插立在平梁与平槫攀间令栱之间，托脚下端直顶于正心令拱内侧形成向外推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槫枋的稳定性。于檐槫与正心令栱之间平设枋子（似衬头枋）以顶撑托脚下端以消减托脚向外推力，证明当时匠工对此结构的重视。（二）、五代建筑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后

28、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下旨,凡未经国家颁发寺额的寺院,一律废除。原无敕名额的地方各留寺院一至二处,并以后不得再创兰若。当时全国所废诸州、县寺院30336所,而保留下来的仅2690所。山西晋中平遥县镇国寺万佛殿、晋东南部的平顺县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及天台庵正殿幸存至今，是研究我国五代木结构建筑仅存的实物资料。因五代木构建筑仅存四例，也只能同分析唐代遗构一样，对其地域特征作概要性的归纳。五代及辽、宋时期的建筑技术是在多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的背景下发展的，梁架结构技术处于不断探索，各自发展而又相互融合，趋于制度化时期。五代及宋代木构建筑平梁之上结构的主要共性特征是，平梁之上设驼峰及蜀柱，蜀柱立于驼峰

29、之上，蜀柱头设栌斗及攀间捧节栱（或隐刻栱）和替木，叉手捧戗于脊槫攀间捧节令栱两侧，这一结构可视为唐至元平梁之上结构形制发展的第二阶段。五代托脚结构完全继承了唐代做法，为梯形式构架之结构。辽袭唐、五代之传统，但不同的是于脊部设有丁华抹頦栱，托脚上移捧戗于平槫外侧。宋代托脚结构基本上是继承五代的做法，但个别遗构蜀柱脚施以合踏，托脚上端结构位置与辽代相同，即斜撑平槫外侧。五代木结构纵架所设丁栿为平直式结构形制。1、中部区域中部区域目前还未发现唐代木结构遗物，仅存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五代建筑遗构一座，故只能以此为列进行分析。万佛殿梁架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平梁之上设蜀柱顶承脊部，且属柱立于驼峰之上，梁栿之间设

30、驼峰及纵横交构的“十字”出跳斗栱隔承，栿头与令栱相接不出头，由托脚斜戗，托脚与梁栿结构形成梯形构架，此结构点及形制与唐代遗构相较，除托脚用材规格变小外，余皆雷同。万佛殿是山西中部地区目前唯一保存至今的五代木结构遗物，其结构反映了北部和中部建筑上继唐、下传辽宋，具有过度性的代表遗构。镇国寺，位于平遥县城北15公里的郝洞村。寺为两进院落，万佛殿座于院中（图十图十一），亦过殿，五代北汉天会7年（公元962年），距今1041年面阔三间、山檐进深三间，单檐九脊顶。梁架为复合式六椽栿通檐用二柱，下六椽栿置于二跳华栱之上，交正心栱向外延伸与一跳昂身斜切；上六椽栿置于整攒铺作之上，且两昂尾直接承顶上六椽栿下皮

31、，两道六椽栿相距一材两栔。上六椽栿与四椽栿之间，于上平槫重心处设纵横相交内外出挑的隔架斗栱承四椽栿，不设驼峰。四椽栿端部（下平槫缝）设纵横相交斗栱，其中横向栱向内出跳托乘四椽栿，交纵栱向外延伸与托脚切接，四椽栿之上设小驼峰及纵横相交的斗栱（与四椽栿槫缝结构相同）承垫平梁。这种栿间以纵横相交斗栱垫承的承重构件，是目前已发现最早的遗构实列。在晋中地区的宋代建筑及金代部分建筑中多用之，是山西中部五代、宋至金代部分建筑的最明显的地域特征，反映了这一地区木构建筑的传承性。该殿开平梁之上设蜀柱，且立于驼峰之上之先河，蜀柱与脊槫捧节令栱、替木及叉手共同承托脊部，叉手捧戗于攀间捧节令栱两侧。平梁及四椽栿端部均

32、施托脚戗承，结构与唐及其他五代建筑的同部位结构雷同，但托脚用材小于唐代，纵架所设丁栿为平直式结构形制。万佛殿梁架结构、建筑部件制作手法及构架风格是唐代至宋代建筑典型的过度作品，尤其是晋中地区，这些风格、做法至金代仍在部分建筑中体现。2、东南部区域东南部区域公认现存五代木结构建筑两座，均遗存于平顺县境内。有龙门寺西配殿和大云院正殿，另笔者认为位于该县王曲村的天台庵正殿亦五代遗构，这三处建筑虽规模较小，但共性较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宋木结构建筑结构技术的过度性和传承特点。其共性特点是平梁之上立蜀柱于驼峰之上，脊部由脊槫、捧节令栱、替木组成，叉手捧戗于捧节令栱两侧，上端斜撑栱子外侧，所设托脚与唐代

33、及五代中部区域结构雷同，为梯形构架。个性特点是梁栿之间出现蜀柱过渡且不设合踏稳固，但仍以驼峰隔垫为主，驼峰之上不施纵横相交内外出挑的隔架斗栱，只设槫下攀间栱。所设托脚上端斜撑槫下攀间栱外侧，以增强构架的稳固性和一体性之结构，整体梁架结构简洁，制作规整。（1）、龙门寺西配殿龙门寺，位于平顺县城北40公里龙门山腰。寺内两进院落，西配殿位于头进院西侧，建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距今1078年。面阔三间、进深四架椽，单檐不厦两头造。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二柱，四椽栿两头交柱头栌斗向外延伸制成华栱，四椽栿之上设驼峰及栌斗承平梁，平梁两端交平槫攀间令栱、替木,梁头交令栱向外出头，开平梁交令栱梁头外出之

34、先河。托脚上端斜承梁头下半部，并两构件相结构处施以锯口式榫卯，下端踏四椽栿抵衬头方，与芮城广仁王庙五龙殿托脚下端结构相近，结构独特。平梁之上设驼峰、蜀柱、脊槫捧节令栱及替木承脊部，叉手捧戗于平梁攀间捧节令栱两侧。整体梁架简洁大方，地域特点鲜明（图十二）。（2）、大云院弥陀殿大云院，位于平顺县西北20公里石灰村北双峰山腰。弥陀殿为寺之主殿，是五代晋天福五年（940年）遗构，距今1063年。殿面阔三间、进深六架椽，平面近方形，单檐九脊顶。梁架似属四椽栿后对剳牵用三柱，内柱比檐柱高两足材，四椽栿及剳牵搭于铺作之上。下平槫为枋材，由耍头内跳头及其上斗枋顶承。四椽栿及剳牵之上设驼峰与栌斗承平梁，平梁之上

35、置驼峰立蜀柱，柱头设捧节令栱、替木承脊槫，并设叉手捧戗捧节令栱两侧。托脚捧戗于平梁端部攀间捧节令栱外侧，中下部承下平槫，脚踏剳牵于铺作正心素枋内侧。整体梁架简洁大方（图十三图十四）。（3）、天台庵正殿天台庵，位于平顺县王曲村。庙规模很小，现建筑仅存正殿一座，殿前遗有石碑一通，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殿前石碑砂石质地，风化严重，无法辨认碑中字迹，考其造型、比例、雕刻手法及图案，唐代遗物无疑。关于此庵情况无志书和任何历史文献、题记记载，在对正殿的断代时除殿前石碑旁证外，只能通过建筑本身的结构、风格及手法与其他同类建筑进行比较，总结其时代概率，确定时代区间。天台庵正殿，面阔三间（708）、山檐进深三间（7

36、08），正方形。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二柱，九脊顶。四椽栿头与柱头栌斗及正心素枋相交出华栱，形成斗口跳。四椽栿之上立蜀柱，蜀柱之上设栌斗承平梁，且蜀柱之脚既不设驼峰也不施合踏。这一结构形制，现存的唐、五代遗构中仅此一例，宋代遗构中也不多见，宋营造法式亦无此结构之例，实物中四椽栿蜀柱脚不设驼峰或合踏及缴背也是少见之例，梁栿之间设蜀柱是晋东南宋、金以后惯用手法。平梁之上立蜀柱，并由驼峰垫承，蜀柱头置栌斗、捧节令栱及替木承脊槫，两侧设叉手捧戗脊槫令栱，此做法始于五代，并惯用之。金部设托脚，结构与山西境内现存其他唐、五代木结构建筑遗构相同。平槫攀间栱是在攀间枋上隐刻而成，泥道栱是于正心素枋之上隐刻而成的，

37、这些手法现存唐代木结构建筑遗构中无例可证。只见于龙门寺西配殿遗构中，现存龙门寺西配殿所用泥道栱是隐刻于正心素枋之上的实例。纵架所设丁栿为平直式结构形制（图十五）。根据该殿梁架结构的整体和局部结构特点，建筑部件的制作手法，尤其是平梁及四椽栿之间设蜀柱，平槫攀间隐刻栱、泥道隐刻栱的制作手法等特点，笔者认为平顺县王曲村天台庵正殿为五代遗构。（三）、辽、宋、金建筑契丹贵族于公元916年建立了辽王朝，公元918年定临潢（今辽宁巴林左旗）为皇都（上京），公元947年定国号为辽。从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末的百余年间，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建筑活动，但至今所留下来的辽代遗构为数不多，山西除西京（今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

38、已毁无存外，保留至今的有上华严寺大殿、下华严簿伽教藏殿、善化寺大殿，应州（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后周称帝，迁都东经（今河南开封），建立宋朝，建筑活动频繁涉及面广，所保留下来的建筑遗构数量也较多，地域特点鲜明突出。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女真族逐渐强大，在公元1115年建立了金王朝。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迅速地吸收了辽、宋文化，先后把阿城、宁城、大同、北京、开封作为上京、北京、西京、中都和南京。这一时期建筑构造和风格，在山西形成了明显的南、北两种风格，北部与辽都毗邻受辽代影响较大，形成了以辽代风格为主基调的建筑构造。南部与陕西、河南毗邻，交通方便与之来往频繁，直接受宋、金都市文化、

39、技术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形成了以宋代汉文化为主基调的建筑构造。这一时期木结构建筑的结构形制构成唐至元发展的第三阶段。辽代遗构具有用材规格大，斗栱施以真昂造，出现斜栱之做法；梁架制作规整，平梁之上蜀柱之下施驼峰承垫，叉手捧戗脊槫之下。梁栿之间于槫缝重心处施以完整的前后出跳“十字”卷头斗栱隔垫，托脚上端结构点多捧戗于平槫。宋代遗构特点是，平面减柱，平梁之上的结构直接继承了中部地区五代时期的结构手法，平梁之上蜀柱仍由驼峰承托，叉手捧戗脊部攀间的捧节令栱或替木两侧，出现复合式叉手的结构形制，可视为叉手发展的第二阶段。托脚上端结构点与唐、五代一致，形成梯形构架。铺作施以真昂造，各别施以直昂造。四坡屋顶结构

40、建筑的纵架所施丁栿为斜直式做法。金代以后叉手和托脚继承前代，且多种结构并存，但总的趋向是叉手捧戗位置由捧节令栱向上移至替木和脊槫之间，可视为叉手发展的第三阶段。金代以后蜀柱之脚开始施以合踏稳固，可视为蜀柱脚部结构发展的第二阶段。而五代及宋代木构建筑平梁之上蜀柱立于驼峰之上，即为蜀柱脚部结构发展的第一阶段。中部地区宋、金两代结构非常接近，有些金代建筑尤其是太原市所遗存的金代木构建筑更为明显，基本延续了宋代之做法，叉手捧戗于捧节令栱两侧，个别蜀柱仍施以驼峰承垫，梁栿端部由驼峰及栌斗承托，且结构点直接与栱相接，梁栿头交栌斗不外出，托脚上端结构点与唐、五代、宋一致，斜撑栱子外侧，形成梯形构架。南部变化

41、较大，有的叉手保留宋代结构点、有的捧戗于替木与捧节令栱之间、有的捧戗于脊槫与替木之间，金代以后木结构建筑脊部多施丁华抹頦栱，蜀柱之脚全部施以合踏稳固。梁栿之间的承托构件，东南部施以蜀柱，且施合踏稳固；西南部延续宋代施以驼峰和攀间栱。托脚多捧戗于槫子外侧，有的不设托脚和丁华抹頦栱。铺作几乎全部假昂造，四坡屋顶结构建筑的纵架所施丁栿多弯斜式做法。宋代中早期脊部出现复合式叉手的结构形制，复合式叉手可谓唐至元木结构建筑叉手结构发展的第三阶段。1、北部区域辽、宋、金是中国历史上经五代十国战乱之后，进入争霸对峙的时期。公元916年契丹族建立了辽王朝，统治了山西、河北的北部，吸收了汉族文化，进入了封建社会。

42、辽代统治者效仿汉文化，在建筑上使用汉族匠工修建都城、宫室和佛寺等。不过由于北方从唐朝末期起，就形成藩镇割据的状态，建筑技术和艺术很少受到唐末至五代时期中原和南部文化的影响，因此辽朝早期建筑保持了很多的唐代风格，故有辽袭唐风之说。如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辽同和二年984年）、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重熙七年1038年）及善化寺大雄宝殿（辽约公元11世纪）、应县佛宫寺释伽塔（辽清宁二年1056年）等。这些建筑具有用材规格大，斗栱施以真昂造，梁架制作规整，平梁之上蜀柱之下施驼峰承垫，叉手捧戗脊槫之下。辽代出现斜栱，开中国建筑斜栱之先河，梁栿之间于槫缝重心处施以完整的前后出跳“十字”卷头斗

43、栱隔垫，这一结构在山西境内现存的唐、五代、宋、金遗构中几乎无此做法，或许是契丹族的一种民俗性与汉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建筑特点。（1）、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下华严寺，位于大同市城西。海会殿约建于十一世纪中，可惜现毁坏无存。原建筑面阔五间（2765）、进深三间（1926），单檐不厦两头造。梁架为四椽栿前后乳栿用四柱，梁柱对应，不施减柱造。四椽栿由内柱顶斗栱而承之，乳栿、剳牵插于内柱上端且乳栿交正心栱出华栱出跳，其上设缴背，剳牵与乳栿间设驼峰栌斗隔垫，四乳栿与平梁之间亦同一做法。平梁之上设驼峰立蜀柱，柱头设攀间栱及枋和通替承脊槫，叉手上端斜撑攀间枋，枋头为半栱形制，上、中平槫攀间结构形制相同，下平槫之

44、下设攀间栱及替木。上、下平槫均设托脚且直接斜撑槫子外侧，四椽栿与栱枋相交向外出头，四椽栿托脚上端斜撑栿头下皮，四椽栿由内柱斗栱承托，斗栱之华栱交泥道栱向外延伸与托脚内皮斜切。整体梁架明显反地映了“辽袭汉制”之特征（图十六）。（2）、善化寺大雄宝殿善化寺，在大同城区南部，俗称南寺，大雄宝殿位于寺北端，是寺之主殿。殿建于十一世纪中，金天会、皇统（1123-1148）间均有修缮，现存构架为辽构。面阔七间（4050）、进深五间（2488），殿内减柱两排八根，扩大了室内空间，十架椽屋单檐五脊顶。殿前设深1856之月台，明间梁架为六椽栿前后乳栿用四柱。前向，因减去首列内柱，故乳栿向后延伸为四椽栿，插于前向

45、上平槫缝重心内柱上部，六椽栿端部由顺栿串、剳牵承托，剳牵由搭于乳栿之上的额枋栌斗承之。剳牵尾向内交栌斗出跳，制成华栱扶承顺栿串，剳牵头由驼峰、斗栱承托，其横向栱向内出跳扶承剳牵，向外延伸形成类似剳牵结构部件。后向，因减去上平槫缝重心内柱，乳栿尾插于下中平槫重心内柱上部，剳牵与乳栿之间隔承构件同前向，剳牵尾向内交内柱栌斗出跳成华栱，与其上栱形构件共同扶托六椽栿（图十七）。六椽栿之上设缴背、驼峰、栌斗承四椽栿，四椽栿亦设缴背，缴背之上设斗栱承顺栿串及平梁，平梁之上设驼峰立蜀柱，柱头设纵横相交的“十字”形斗栱（纵向为隐刻栱）、攀间枋承脊槫，叉手上端斜撑于攀间枋两侧，且施丁华抹頦栱稳定。整体梁架略同于

46、辽宁义县丰国寺大殿。是山西辽代木结构建筑之代表，也是全国辽代建筑中的典型之作。（3）、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宫寺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位于山西省应县城内西北隅。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65年），平面八边形，外观五层六檐，内部构造九级（明层五级、暗层四级），塔体采用底层双壁、塔身双筒式构架，下部建以高敞的砖石台基，是世界现存时代最久远、体量最宏大的木构楼阁式塔建筑（图十八）。塔平面八边形，塔下设基座，高九级（明五层、暗四层）六檐，腰缠平座，屋顶攒尖式。塔身逐层立柱，柱头间施阑额、普拍枋联络，塔身每面三间，中设门装修，底层板门，二层以上均设格子门。柱网布置，除底层设副阶外，余皆设檐柱和内柱（包括底层）

47、两周。塔所用柱子直径规格在4864（之间），柱卷刹明显，用材较大。外槽檐柱之间及内槽内柱之间于柱头设阑额及普拍枋联络，于柱脚水平设地栿联络，柱头部分施铺作及栿枋结构，内外槽纵横结构，暗层施以斜撑稳固，将整体塔身形成套筒式结构。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和坚固性。全塔共用铺作54种，结构基本相同，仅小部分微差。外檐铺作：副阶内外双抄五铺作；一、二层双抄双下昂七铺作，里转双抄五铺作；三层三抄六铺作，里转双抄五铺作；四层双抄五铺作，里转单抄四铺作；五层内外单抄四铺作。各层补间铺作里外转均双抄五铺作。平座铺作二至四层外转三抄六铺作，五层双抄五铺作，里转及内柱均施枋材叠构，以保持内外构架平衡。木塔腰身设平座暗

48、层，各层平座柱子与上层檐柱为同轴重心，插柱造。而比下层的外檐柱向塔内收入约半柱径。平座层外柱插入在下层斗栱之上的草袱之上，这一结构从整体上讲，下大上小，不但使结构更加稳定，同时形成塔体轮廓造型成流线型的美感。内槽上下柱间结构，因没有外轮廓的问题，因此只是满足力学的要求，故采取一至四层（包括平座）各层柱基本为同一轴线，五层平座内柱开始向里错半柱径且与五层内柱基本为同一轴线，并使八根轴线都略向塔心倾斜（因设有柱侧角）。完美地体现了构件、构造和建筑造型统一性。我国木结构技术的发展，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带有榫卯的干阑长屋遗构算起，至少已有将近七千年的历史。通过历代匠师的辛勤、智慧的营造实践，掌握

49、了木结构体系的结构规律。辽、宋时期，高层木构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已经相当成熟。对于高层木构的设计来说，风力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水平活荷载。对于这一点，辽宋匠师是有明确认识的。平座暗层使用大批斜撑固定复梁，这些撑杆和复梁的组合体，既抵制风力以及地震横波的推力，又对塔体水平方向的位移和扭动起到防护作用。其撑杆和复梁的组合体，从性能上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使平座内槽系统和外檐系统各自加大它们的稳定性；另一类是使内外两层系统保持它们的相对位置。由于这些撑杆的连结，构成了整体空间系统，一经受力，各构件就可以联合作用。平座暗层是用斜撑和梁、柱组成的一道平行桁架式的圈梁构造。在这个圈梁的内环上，又叠置由四层枋子组成的一道井干式的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