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故事：宋代群盗杀人案中的首犯与从犯之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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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群盗杀人案中的首犯与从犯之争何谓盗？ 盗通常谓行窃、偷窃。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侵犯的客体 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但从法律史的视野来看，唐宋时期的盗不完全等同于现代 刑法中的盗，其不仅指向盗窃他人财物，而且包括剥夺他人生命。北宋神宗时 期，就曾发生过一起群盗杀人案，其中涉及的首犯与从犯之争，颇能说明古今刑 法之流变。群盗杀人孰首孰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西路相州（今河南安阳）有盗贼三人， 盗魁是师父，另二人是徒弟。一日，三人抢劫一人家，邻里发现后持械驱散之。 事后盗魁给徒弟下达指令，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二人附和。另一日，三 人抢劫一老妪，对其严刑拷打，以索要财物。老妪哀号，邻

2、居不忍，前来劝说, 反被徒弟二人刺死。事发后，河北西路相州法官陈安民拟判三名盗贼死罪，经河 北西路提刑司核准，河北西路相州知州韩琦作出判决，皆处三人死。数年后，刑房堂后官周清听闻王安石立新法，谓若刑房能驳审刑、大理、 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遂对相州群盗杀人案判决结果提出反对意 见。周清认为，相州法官皆处三人死之判决违法，在本案中，盗魁造意，应为 首犯，徒弟附和，应为从犯，且徒弟有自首情节，按律当减一等。经此驳议，事 下大理。大理寺详断官窦苹（一说窦革）、周孝恭则认为，第二次抢劫时徒弟杀死好 言相劝的邻人，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应认定为首犯，原判并无差池。关于相州群盗案的历史记载就此结束，

3、但其中的法律与法理争议并未澄清, 有必要在古今刑法流变的视野中展开分析。从表面上看，争议在于盗魁与徒弟究 竟应否区分首从，进一步而言，需要追问唐宋律中的首犯、从犯与现代刑法理论 中的主犯、从犯究竟有何异同。共同犯罪古今有别宋刑统名例律载：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 并为从。在相州群盗杀人案中，盗魁与徒弟共三人，符合二人以上。盗魁首 先提出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符合先造意者为首。故本案属于共犯罪 无误，关键在于首从问题。考诸典籍，本案所涉共犯罪，其实是唐宋律前后相袭的共通规定。正如蔡 墩铭先生所言，唐律疏议名例律中共犯罪的规定与现代刑法理论中任意 共犯的规定相似，唐律疏议卫禁

4、律以下各律中共犯罪的规定与现代刑法 理论中必要共犯的规定相似。对于必要共犯，唐律通常规定所有参与人受同一 处罚；对于任意共犯，唐律则规定不同参与人受不同处罚，所以有首从之分。在唐宋律中，关于共犯罪首从之认定，原则上造意为首，余并为从。但 也有例外情形，在此特举两例。一是以身份的尊卑决定首从。如唐律疏议,名 例律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这说明，家族成员犯法，尊长负连带责任； 如果是家人共犯，则唯尊长是问。二是以行为的重要性决定首从。如唐律疏议,贼 盗律规定诸共盗者，并赃论。造意及从，行而不受分，即受分而不行，各依 本首从法；若造意者不行，又不受分，即以行人专进止者为首，造意者为从。这说明，如果

5、造意者并无实行行为，且未参与分赃，则应以“造意者为从犯, 而不是一概将其认定为首犯。再回至造意为首，余并为从的原则性规定。共犯罪必有造意者，否则 无法成立。造意为首意味着，只要造意者有实行行为或参与分赃，就应作为 首犯负主要责任。相较而言，现代刑法理论认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 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才是主犯。所以唐宋律中的造意者， 并非现代刑法理论所谓的主犯。至于从犯，唐宋律只规定律减一等，对其是否实施构成要件以外的行为不 加考虑。但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只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才 可认定为从犯。所以，唐宋律中的从犯与现代刑法理论中的从犯也不是一个概念。引据

6、法条辨析法意尽管古今刑法共犯理论殊有差别，且周清的驳议动机似有不纯，但从历史记 载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引据法条、辨析法意的宋代司法技艺，进而透 过该案认识宋代法官断案的精神底色。在唐宋律中，是否认定为首犯，主要视其是否造意。造意，即首倡某种主 意。凭造意二字，可断定盗魁对抢劫杀人行为具有主观故意，但是无法得知盗 魁之徒杀死邻人，究竟是遵循命令还是另起犯意。周清认为，对于只是遵循命令的徒弟，相州法官处刑过重。大理寺详断官 则认为，仅用造意为首作为判断首犯与从犯的依据，可能会使主观恶性更大的 徒弟获得相较盗魁更轻的刑罚。二者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但该案造意无论如 何已是过去式，纠结于刑罚轻重

7、无异于倒果为因，也无法互相说服。大理寺详断官遂切换角度，将论证重点从引据法条转向辨析法意。他们认为, 盗魁固然交代过徒弟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但这里的救者，显然是指第 一次抢劫时那种持械驱赶的邻人，至于第二次抢劫时被杀死的邻人，只是以好 言劝之，并未持械驱赶，并不在盗魁指令范围内。杀死这样的邻人，是徒弟自 己的决定，所以不可将徒弟认定为从犯，而应依律处死。此番论证逻辑，颇有釜 底抽薪之效。古训有云：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第二次 抢劫时挺身施救的邻人，虽然手无寸铁，却敢于劝说盗贼停止犯罪行为，可谓是 以德报怨，有仁者之勇。而盗魁之徒杀害好心劝阻的邻人，显然是以怨报德,

8、 且“不仁已甚。在德与怨，仁与不仁之间，大理寺详断官表达了鲜明的立场。进言之，他们 这番论证与认定，系秉持法意而作出，是宋代法官在疑难案件中秉持法意灵活判 案的典型。当遇到疑难案件，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时，宋代法官往往运用智慧与道德，另 寻角度，诉诸法意，虽不拘泥于法，却也不脱离于法。责己而严责人以恕虽然另辟蹊径解决了首从问题，但大理寺详断官并没有回应周清提出的自首 问题。周清援引熙宁年间的敕令凡杀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若 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认为盗魁的徒弟在狱中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应当律减一等。自首问题确乎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典型问题。不同于当代刑法所主张的相对从 宽

9、主义立场，唐宋时期对于自首行为，更多采取绝对从宽主义立场（十恶重罪除 外）。自首应当律减一等所表达的，不仅是鼓励自首、减少犯罪的立法目的，更 有儒家仁爱思想蕴藏其中。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郑玄注曰：一人而已，喻少也。 人非圣贤，大抵有所慕以为善，有所畏而不敢为恶。故君子责己而严，道必自尽； 责人以恕，法顺民情。对于真心悔改的罪犯，宋代法官往往会选择“责人以恕。 但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 使他们非常注重高尚品格的培养，以使自身成为普通民众的榜样。在他们看来, 责己而严和责人以恕是法顺民情的

10、基本要求。就案精神底色而推论，大理寺详断官对自首问题存而不论的做法，不可遽然 认为是苛责罪犯过甚。或许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理由相信此二人并非真心悔改, 毕竟以怨报德刺杀见义勇为的邻人，足以说明此二人不仁已甚。虽然，基于现代刑法理论，我们可以对相州群盗杀人案作出更加公正客观的 判决，也能够更加圆融地解决大理寺详断官与刑房堂后官之间的争论。但宋代法 官在审理该案时引据法条、辨析法意的较真态度，以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为 官准则，值得我们思考。大理寺详断官惩罚了背弃基本道德的行为，赞扬了救他 人于危急的精神，无疑可贵可敬。即便是动机似有不纯的周清，也高举着责己 而严，责人以恕的古训。双方看似观点有差异，但也有基本共识：即便是强盗之类的坏人，对他们的 制裁也应当遵循法律的规定，不可以舍法以论罪。这说明，宋代士大夫司法官 能够做到在尊重律法的同时方中有圆、心怀正义的同时不偏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