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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书与读书对于北魏皇帝拓跋珪所说的“益人神智”的天下“最善” 之物,编书人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好书总由他们先 睹为快。同是读书,编书人与读书人的区别是明显的。读书人读 书要花钱,编书人读书能赚钱,至少还能拿工资。因为 编书人读书不仅益人心智,也要消耗心智。准确地说, 编书人编书时读的是书稿,书稿变成书,要通过编书人 的劳动,书稿能否成为书,也要由编书人酌定。书稿成 之为书,需要把握的,不仅是价值导向等问题,更多的 是图书质量问题,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先说宏观的,如书稿中的框架结构问题。有一部写中国文化史的书稿,写先秦时期的,孔子没有 专列一节,写秦汉三国的,董仲舒专列一节,字数大大 超过写
2、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的,甚至也超过写孔子的。 有关史学的,专列一节写司马迁与史记,汉书却 只提一句,班彪与班固提都没有提及,更不待说八家后 汉书,以及东观汉纪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了, 明显比例失调。有一部由儒家雅品道家逸品佛家趣品合成的 “品读诸子”丛书。“诸子”这个概念,说的通常就是先 秦诸子,或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并非儒家、佛家、 道家,这套丛书的名称就不能成立。百喻经喻的是佛 教之教义,“以最通俗的故事讲佛家的理,然而,从此 书稿的所有点评中,看不出与佛家或佛教有何关系,这 个局部偏偏又占了相当比例。有一部写史学思想史的丛书,清代卷中有章学诚一章, 近代卷中有章学诚一章,却没有为章太炎专立一
3、章。其实,章学诚在鸦片战争前40年即1801年已经去世, 并非近代史上的学者,章太炎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相 当耀眼。他评价东汉王充及其论衡:“趣以正虚妄, 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专,有所发撞,不避上圣。 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就非同凡响。再说微观的,如书稿中的“硬伤”问题。“硬伤”就是“伤” 得明明白白,“伤”得确凿无疑,“伤”得没有什么可以商量,谈不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也略举数例。有一部书稿在论证南宋后期理学“空谈心性,脱离实际“ 时说“当时甚至有人挖苦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 伪君子所谓“有人挖苦”的“有人”虽有名有姓的, 但史书在记载这话时,尚有四字不可忽略,日:“识者笑 之
4、。”把这句话说成是对当时理学的“挖苦”,把意思完 全弄反了。还有一部书稿说到“西夏统万城的遗址”,仅是这寥寥数 字,就将统万城的时间空间人事全都弄错了。统万城是 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所立胡夏国之都城,位于陕西 榆林,与北宋时党项人李元昊在今宁夏一带建立的西夏 风马牛不及。这些硬伤,倘假设不予纠正,都会影响图书的质量,误人 子弟。话说回来,编书人虽然会给各种不同的书稿挑出不同的 毛病,但也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我自 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例如:因此懂得儒学的传承,儒家 经典的流变;因此懂得文化史的文化也应该包括习俗文 化;因此懂得什么叫作史学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因此懂 得经与史互相包容的
5、关系,即史中有经,经中有史。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编书人也常常用作者提供的史实与 观点,来审读书稿,看看有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从书稿 本身提供的东西,来作孰是孰非的判断。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得读懂书稿,弄清书稿的思路与脉络。当然,编书人不能只从书稿本身来审读书稿,应当有自 己的知识积累,不仅要有下功夫精读的书,也要有泛读 通读的书。编书人编的书,有文史的,有文学的,有文 教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司法的,如此等等,却 没有绝对的界限。罗竹风老人曾经写过一篇叫杂家 的杂文,他认为编辑应当是杂家,什么都得懂得一点。 诚者斯言!在茫茫书海之中,你能见到的书总是有限的,而且,即 使是你能见到的,有许多书还只能“涉猎”,根本没法读 完。但人生一世,有重点地读几部书却很有必要,至于 读什么书,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就像在茫茫人海之中, 与谁结识,与谁深交,其实也是一种缘分。要在审稿时发现那些宏观的微观的毛病,也有赖于编书 之外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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