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遗迹与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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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忘、遗迹与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当代人类增强的伦理讨论基本上可分成两个主要立场。部分学者极力反对人类增强，认为人类增强会加剧不公平和不公义，部分学者大力支持人类增强，他们乐见凭借不同的人类增强技术保持健康和延长寿命。然而，这些各走极端的讨论仅仅关注人类增强的结果，却忽略了人类增强的源由。人类增强的技术始于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和补救。本文旨在透过遗忘和遗迹的辩证关系说明增强技术既是救药又是毒药，进而论证一种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它介于两种极端立场之间：有条件地支持人类增强的技术，又不能过度依赖技术而受欲望和技术所反制。由此观之，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是一种透过批判地思考人类增强技术理解人类存在方式的思

2、想运动。遗忘：存在者的源初缺失遗忘是所有动物（包括人类）的能力（Kaft）。凭借遗忘的能力，我们可以抚平伤痛，可以忘却历史沉重的负担。遗忘使人能够无视历史，甚至超越历史。“无视历史”和 “超越历史”分别意指两种能力。“无视历史”指遗忘过去的能力；而“超越历史” 指遗忘而且突破过去的能力。两者绝非断然二分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两者都奠基于遗忘过去的能力。侯菲南（Fiona Hughes）进一步解释，遗忘过去的能力只能被理解成达到自身重新评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预备”。即使我们具备遗忘过去的能力，甚至发动遗忘过去的能力，都不等于我们重新评估人生意义和价值。虽然忘却历史沉重的负担只是重新评估人生意义

3、和价值的第一步，却是必要的步骤。没有遗忘的能力，我们就只能一直活在过去历史的重压下，而不能自已。试设想，一个人忽略了他自身内具遗忘过去的能力。他的生活会如何? 脑神经科学家卢力亚（Aleksandr Luria）记述了一位大脑异常发达的人S先生。他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不论是无意义的字母、无形的声音，或是复杂艰涩的数学公式，一进入他的脑中，全都会转换成一幅幅的具体影像，并且牢记住它们。这过目不忘的能力仿佛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但S先生在书中却坦言很困扰，甚至讨厌这样的生活方式。由于他记忆力太强，能牢记住他人的脸庞，导致他每次看见相同的人，都能察觉他们脸容跟之前的分别。故此，他难以确认不同的脸容

4、指涉同一个人。另一个情况是，他牢记住第一次食用某东西的感觉和经验。每当他看见食物时，相关的情感和过去一一涌现，令他难以专注于眼前的食物和氛围。由此观之，遗忘过去的能力也是有其好处：忘却过去的负担。遗忘在海德格尔哲学中不仅是人类的能力，同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存在基础。海德格尔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但却为人所忽略的概念区分，日常忘记（gewhnliche Vergessen）和源初遗忘（ursprnglichen Vergessenheit）。日常忘记是一般意义中的忘记，它意味着不再记得、不能回忆，它显然跟记忆对立。而源初遗忘是与生俱来的遗忘，是一出生未发展出记忆力的状态。它不是跟记忆对立的，反而是记忆和

5、忘记得以可能的存在论基础。换言之，人类初生时，尚未发展出记忆力，更遑论跟记忆对立的忘记。这初生的存在状态是人类存在的根基，凭借此根基，人类才发展出不同的能力。海德格尔称此根基为“源初遗忘”，是“最深层的遗忘”（Die tiefste Vergessenheit）。海德格尔特意运用“tiefste”这比较式中最高级的形容词去凸显他所讨论的遗忘不是日常忘记，而是最根本、最深层的遗忘。最根本、最深层的遗忘是此在一出生已然如此的自然状态。海德格尔进一步说明，一般意义的日常忘记是“记忆障碍”（Gedchtnisstrungen）的“忘”, 因记这事而忘那事。他称之为“健忘”（Vergelichkeit）

6、。健忘只是遗忘的其中一种体现方式，它只不过是心不在焉（Anflligkeit fr die Zerstreutheit），故健忘这概念太弱（schwach），不足以命名使人降临（befallen）的存在基础。健忘奠基于遗忘，而遗忘衍生出不同类型的日常忘记。斯蒂格勒洞悉遗忘在基础存在论的独特地位，进而阐释源初遗忘显示人的有限性和会犯错性。人一出生就处于遗忘、无记忆力的状态。这是人的既定缺失（dfaut）。在法语中，“dfaut”有两重用法和含义。就计算机用法而言，“dfaut”意味着原初既有的设定；就法律规定而言，“dfaut”意味着失误或无力去做法律要求的事情。斯蒂格勒认为，这说法关联到海德格

7、尔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关于“有罪的存在”（Schuldigsein）的内容。海德格尔区分了“tre-en-dfaut”和“tre-en-faute”。前者表示此在源初的存在结构；后者表示此在的会犯错性。受海德格尔存在分析的启发，斯蒂格勒提出，日常意义的忘记意指记忆缺失，这是一种失误或无力去做某些应该做到的事情。这一种失误奠基于我们源初既有的存在结构源初遗忘，这是一种既定的有限性状态。有限性状态导致我们可能犯错和出现过失。斯蒂格勒进一步剖析了其导致我们可能犯错和出现的有限性状态。正如计算机内置的初始状态设定，如果初始设定有错误，不加以修改，则错误设定持存，并将影响日后的运作。遗迹：源初缺失的补救遗

8、迹是一种人类增强的技术，借此能够突破源初遗忘的既定缺失。那么，遗迹如何增强人类以突破源初遗忘? 遗迹是其中一种帮补的技术（technique supplmentaire），一种帮人类记录过去的技术。斯蒂格勒分析，遗迹是一种透过物质等外在物去记录或保留过去的帮补技术。遗迹不等同于过去的经验，但它可以如书写、声音记录、图像记录甚至雕塑建筑等外在化（extrorisation）的方式去记录和保留过去的事物。所以它是一个透过物质等外在物去记录或保留过去的中介。特别当我们察觉记忆力有限时，遗迹的重要性更为显著。作为哲学概念（既是符号学概念，又是存在论概念）的遗迹有别于日常意义的遗迹。日常意义的遗迹指过去

9、先人留下的建筑物，哲学概念的遗迹与过去有关，但不仅仅包括先人留下的建筑物。先人虽已逝去，但逝去者并未 “消逝”。因为他们的痕迹依然保存他们曾在的经历。遗迹用物质方式保留先人曾经存在的痕迹。遗迹的建构不仅涉及个人内在的沉淀，而且更重要的是，涉及外在化的表达。人靠外在化使过去的事物得以保留，包括各种能够记录过去的技术，如书写、声音记录、图像记录，甚至雕塑建筑。人遂能够在不同时代、年岁透过遗迹进入未曾经历但又仍然影响其当下的过去。这论述相当符合我们的经验。虽然我们这一代未经历过辛亥革命，亦未曾目睹过孙中山及其同伴的斗争，我们没有亲身经验这些曾在的过去，但伫立在中山大学的孙中山雕像却保存了孙中山曾在的

10、经历。孙中山雕像是物质遗迹，见证先人曾在的痕迹，使后人能够睹物思人。而且，这些曾在的过去至今仍然影响着后来的中国人。由此观之，遗迹有两层意义。第一，遗迹透过外在化的技术记录了先人曾在的痕迹。第二， 遗迹帮补后人进入未曾经历但建构身份意义的过去。斯蒂格勒透过批判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记忆学说，凸显遗迹的重要性。胡塞尔对记忆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分：滞留/原初记忆 （retention/ primare Erinnerung） 和回忆/派生记忆 （Wiedererinnerung/sekundre Erinnerung）。两者有三个根本分别:其一， 滞留即原初记忆是刚

11、刚过去的意识,而回忆即派生记忆是重新再造的意识;其二，滞留即原初记忆是意向关联自身的意识,而回忆即派生记忆是意向关联对象的意识;其三， 滞留即原初记忆是从原初印象“过渡”而来的意识, 它与原初印象和前摄是一个统一运行的整体, 而回忆即派生记忆是“独立”于感知的意识, 它与感知和预期是独立区分的活动。回忆/派生记忆是再造的意识。滞留/原初记忆是回忆/派生记忆的必要条件。没有“滞留/原初记忆”沉淀原初印象, 则回忆/派生记忆不可能重新呈现或再现原初印象。胡塞尔记忆现象学预定了滞留/原初记忆的根源性和必要性。但我们亲身的经验会显示滞留有限性（finitude rtentionnelle）。滞留/原初

12、记忆沉淀后，会渐渐远离当下意识的核心领域，宛如一颗彗星尾巴，紧随彗星本身，却不在彗星的内核。例如，我一个月前在校园饭堂内一切如常地食用午餐。虽然这过去经验沉淀成为滞留/原初记忆，但我却难以回忆当中的细节、食物的味道、饭堂的环境氛围。滞留有限性致使胡塞尔记忆现象学不能依赖内在时间意识去保证回忆的可能性及准确性。在回应胡塞尔的滞留有限性困难时，斯蒂格勒提出的是“第三记忆”而非“遗迹”，但只要我们理解“第三记忆”的性质，就会明白两者是同一个概念。“第三记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记忆。一般意义的记忆依赖人的自力，但是“第三记忆”却借助他力，透过外在化或外显，使记忆这一非物理的东西物质化。书写、录音机、雕塑

13、等技术都会使过去的经验物质化，成为滞留/原初记忆和回忆/派生记忆之外的第三种形态的记忆。可见，“第三记忆”和“遗迹”都是物质化记忆，借此帮补了遗忘或滞留有限性的可能缺失。各种能够记录过去的技术使过去（包括我们亲身经历过或未曾亲身经历过的）都得以保留，这是反抗人类与生俱来的遗忘能力的技术。“第三记忆”就是“遗迹”的另一个名字。虽然我们无法完全凭借“第三记忆”或“遗迹”解决源初遗忘的威胁，但我们藉遗迹至少能够或多或少地帮补遗忘衍生的限制。卢力亚在拥有一个支离破碎世界的人中记述了一位战争中重创脑部的军人撒沙斯基（Zasetsky）。与S先生完全相反，他失去了记忆力，不论是日常常用的字词表达、东南西北

14、的方向，或是家人的容貌性格，他都无法记住。这极端失忆的遗忘情况很困扰他，使他无法跟从前一样正常生活。幸好他还可以借助语言、书写等技术工具。在早期时，他连简单字词都不能理解。医生要求他每天坚持学习书写词汇，尝试表达自己。一段时间后，他训练出了一定的词汇量，能够简单表达甚至书写自己生活的行迹。例如，医生要求他指向自己的眼睛，他成功地完成这对正常人而言轻而易举，但对他而言复杂艰难的动作。当医生发出指令，撒沙斯基动脑筋去回忆“眼”的意思，并忆起“眼”指身体的一部分。最后，撒沙斯基实践出来，能够言说“眼”这个词汇，并指向自己的眼睛。各种能够记录过去的技术使过去的事物都是遗迹的其中一种外在化。撒沙斯基的例

15、子实践了遗忘者如何透过遗迹 （重新）把握某词汇的意义、了解身体的结构，甚至自身存在的处境和变化。假如撒沙斯基没有遗迹（书写）的补救，他或许不仅不能如常人般生活，甚至难以生存下来。正如卢力亚在书的前言中评价撒沙斯基：在很多领域，撒沙斯基依然一如以往地无助，但长期以来，他战胜了自己，透过技术和训练，重寻运用其支离破碎的大脑之途径。遗迹药理学：关于遗迹的人文主义反思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一种“遗迹药理学”，以此来更进一步说明人类增强的利弊及其相关的人文主义反思。“遗迹药理学”借用自体免疫（autoimmunity）这一药理概念去模拟说明“遗迹”有正面和负面作用。自体免疫意指生物针对自己身体的健康细胞

16、和组织产生免疫反应的过程。高度的自体免疫不健康，但低度自体免疫实际上可能有益。遗迹就如自体免疫一般，针对遗忘这源初缺失，人类运用遗迹去增强自己的记忆力。高度的帮补导致依赖会有坏处，但适度的帮补却会带来好处。可以设想，一个经常心不在焉而善忘的人从未试图改善自己的记忆力和专注力，反而完全依赖手机的记录功能。无可否认，这样可以改善他的善忘，但如果手机的记录功能失效或丢失了手机，那他便会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相反，如果一个人善用手机的记录功能，而不完全依赖它，则手机的记录功能可以适度地帮补其不足之处。遗迹的确有利于人类，但同时亦有弊端。遗迹概念在德里达哲学更多谈及遗迹的弊端。德里达首先在延异一文的尾段说明

17、遗迹存在的特性，进而在书写与差异中带出其负面、弊端的面向。我们可以概括遗迹的三个性质如下。其一，遗迹是一个符号。符号有“所指”和“能指”双重性质。“所指”表示 “所指涉的东西”，而“能指”表示“符号”本身。一方面，遗迹本身是在场的东西；另一方面，遗迹所指涉的东西总是遗迹这在场物以外的东西。其二，遗迹记录了本原，但这本原却是充满缺失。遗迹所指涉的东西总是不在场。遗迹指涉过去，因为它所指涉的是过去的本原。这本原不只是历史可追溯的本原，同时亦包括历史无法追溯的本原。遗迹记录了过去部分的历史重点，但难以尽录过去的所有点滴。换言之，遗迹所指涉的过去是部分地曾经存在；但又部分地无可追忆。其三，所有遗迹都是

18、可被消除的。遗迹是意义的外在化或外显，是将意义转化成物质。例如，书写、录音机、雕塑等。故此，它可能会受外在环境风吹雨打、年月磨损而消退，不复出现。遗迹既是一个符号学概念，又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就存在论而言，遗迹不仅是肯定其自身在场的存在，而且是肯定它所指涉的东西不在场的存在。例如，帕特农神庙的遗迹是在场的，依然伫立在希腊雅典卫城的最高处石灰岩的山岗上，但它所指涉雅典人战胜波斯侵略者的历史事迹却不在场，甚至原本神庙遗迹内所供奉的阿西娜女神像亦不在场。从符号学视角来看，遗迹本身既有其意义，又指涉它以外的另一意义。但遗迹永不能等同于它所指涉的东西。正如帕特农神庙的遗迹记录了过去雅典人建筑的风格，却难以

19、尽录过去雅典时期的风光。虽然帕特农神庙的遗迹依然伫立在希腊雅典卫城的最高处，但已经洗尽年华，仅存残缺不全的石块及几条几近风化的石柱和顶部，内部记录过去雅典时期的行迹大多已经销声匿迹。更重要的是，由于遗迹的物质性，所有遗迹都是可被消除的。此外，遗迹是外在化、物质化的，它不仅因岁月的洗礼而改变，且易被人为操控。德里达特别关注文字书写这种遗迹约定俗成下的改变。他追溯柏拉图，认为书写是记录意义并将之物质化的技术。书写有解药和毒药的双重性质。书写文字并不能完全还原源初的经验。例如，“爱”字都是书写的文字。在不同时代，它的形态各异，部首亦有差别。就词源学而言，“爱”字负载了过去已经消失的字汇。秦简文字下加

20、从倒止“夊”，按古文字人形下部往往加从“止”形，为小篆“爱”字所本。根据朱珔假借义证所记载：“今惠字皆借爱字为之而废，即爱之本义亦废矣”。在说文中指出，一方面，“，惠也。从心，兂声”；另一方面，“爱，行皃。从夊，声”。透过爱字的词源考据，我们发现文字是一个遗迹，既有其当下可追溯的意义，又使我们忘掉被忽略的源初字汇。文字书写在约定俗成下既保留又遗忘了部分源初词汇的基础。此外，记录过去的技术内含指标学（criteriology）的讨论。指标学意味着建基于不同目的和要求，人们可以选择被记录的事件和如何记录事件，遗迹一方面可以保留过去，另一方面亦有歪曲历史的可能。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废除六国的

21、异体字，一律使用秦国的官方小篆作为书写文字。秦始皇建基于方便管治，选择小篆作为书写文字的遗迹，故后人渐渐遗忘了六国的异体字。遗忘使我们的记忆不完整，遗迹可以填补缺失的记忆内容。这填补的过程涉及信息的取舍和排序，而且涉及想象力的运用。遗迹再造记忆时, 总是以一种重新呈现的方式再现过去经验及其意义。记忆因此在想象的作用下运作。斯蒂格勒同意德里达对遗迹的分析，遂提出“记忆（mmorisation）就是忘记”。选择记录某事物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事物。如果遗迹在取舍过程中牵涉有目的的选取，则遗迹既能够保留过去的思想痕迹，亦会歪曲其中的意义。一种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从“良药”而言，遗迹既指向本原，又意味本原远离

22、任何人的意识，所以穷尽本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希望。然而，即使遗迹“难以”穷尽本原的追溯，德里达仍然视之为希望。有趣的是，这希望不是真的现在存在或未来存在（le future/ lavenir），而是降临（l venir）。现在存在或未来存在都是用人的时间去考虑和理解，但降临却是先于人的时间范畴。故此希望不能落入人的范畴去考虑和理解。就“毒药”而言，如果人们希望遗迹能够完全补救遗忘这源初缺失，甚至完全 “改造”人性，使人变得完美，这希望却是不切实际的。滥用遗迹，人自身的记忆力会不进则退。一旦人误将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形态当成理想的希望，化约为人的范畴去考虑和理解，则希望会沦为欲望。在人类增强的当代反思

23、中，最为人所关注的是其伦理的讨论。桑德尔（Michael Sandel）是一位极力反对人类增强的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增强会有两个大问题。其一，加剧不公平（unfairness）和不公义（injustice）。人类增强技术由资本操控，依靠人类增强技术来提升人的能力会成为资本赚钱的工具。有钱人可以花费金钱改善自己的体能和智力，但穷人却付不起钱购买人类增强技术改善自己的体能智力。这会导致富者越强，贫者越弱。其二，人类生命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由于有钱人可以花费金钱改善自己的体能和智力，他们遂能够在各种较量中取胜，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如升读较优秀的大学、取得更多奖学金、得到竞赛

24、的奖牌，这无疑助长人类将人生价值意义投注在商品化了的人类增强技术上。相反，波斯顿（Nick Bostrom）是大力支持人类增强的哲学家。他认为，虽然使用药物提升智力的人类增强技术或许引起争议，但人类增强技术本质上是正面、积极的。他提出一个反论予以证明，即学习认知是一种人类增强技术，我们尽力地认识学习认知的作用，并规范学习认知的方式，所以我们不会反对学习认知。同样地，药物提升智力亦不过是另一种新兴的人类增强技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药物提升智力的作用，并规范学习其应用方式，我们便没有充分理由反对药物提升智力。波斯顿试图指出，无论哪一种人类增强技术，反对者的理由都并未能针对人类增强技术，反而暴露出他们

25、对人类增强技术的无知和偏见。除了反驳批评人类增强技术的反对者外，波斯顿论证，面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和复杂难明的社会，人类乐见凭借不同的人类增强技术保持健康和延长寿命。人类增强技术使“超越人类”（transhumans）得以可能，故他亦乐于使用“超越人文主义”（transhumanism）去命名自身的立场。笔者所提倡的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有别于桑德尔的极力反对，又不同于波斯顿的大力支持。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介于两者之间：有条件地支持人类增强的技术，又不能过度依赖技术而受欲望和技术所反制。至于过度和适度的标准，则因人而异，并无划一的标准。由此观之，德里达和斯蒂格勒的哲学绝不会只谈论人类如何“超越”技术；

26、反而更着重“超越” 如何奠基于对人类的理解。所谓，“超越”人类的增强技术其实只不过是人类纹饰其有限性的文化表现，凭借遗忘和遗迹三重关系：人天生就是遗忘的存在者，但同时也是拥有运用技术的存在者；人运用技术（遗迹）增强人的记忆能力，补偿人的有限性；如果偏执于（遗迹）增强人的记忆能力，则人不能活得自在。人类透过技术改变自身遗忘的天性，增强记忆的能力，但这改变总是处于“危”和“机”二可性之间。正如斯蒂格勒所言，“只有上帝不遗忘。但祂亦无需记忆：祂无视动物的缺失”。遗忘是动物和人源初的缺失，一旦完全失去遗忘，人再不是动物；记忆（透过遗迹此增补技术的记忆）是人超越大部分动物的能力，一旦完全无需记忆，人已然达到上帝的境界。由此观之，遗忘和遗迹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新进路：人因技术的缘故，凸显其立于“上帝”与动物之间的文化存在特性。不断地批判反思人类存活在自然和文化的地位，这正是人文主义的根本精神。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