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直播带货：驱动因素、 关键特征与发展进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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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导干部直播带货：驱动因素、 关键特征与发展进路内容摘要：许多基层干部都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带货，宣传推介当地农特产品和文旅资源，为脱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县长直播带货为例，基于多源数据对官员直播带货的全国分布情况、主要发展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显示，全国有近半的县或县级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县长直播带货，县长直播带货同一个县的人口规模、贫困程度、城镇化水平和民族聚居情况有关，而同县域数字化进程、人均收入等因素关系不大。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官员直播带货规范发展的对策建议。关键词：直播带货；短视频；数字治理；脱贫攻坚；地方干部正文一、问题的提出为了缓解新冠肺炎疫情期

2、间农产品销售受阻的问题，抖音等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推出“战疫助农，县长来了”系列活动，邀请县长直播带货，客串直播间主播，为家乡农产品代言。快手、拼多多、淘宝等电商和短视频平台也推出了类似的计划，吸引县乡领导干部参与直播带货。县乡党政领导干部现身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为本地农特产品和文旅服务宣传推介的新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48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移动互联网使用率超过99.6%。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44亿，其中短视频用户为8.88亿人，分别占网民整体的93.

3、4%和87.8%。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的日益流行，使直播电商发展迅猛，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浏览短视频和参与直播等方式进行网购。基于短视频的公益行动也日益兴起，为县长直播带货“打亲情牌”提供了契机。据统计，自2020年春节后启动活动以来，县长直播带货已经累计推动超过两亿元的线上线下销售额，帮助一大批农户卖掉了农副产品并摆脱了困境。抖音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2月组织“县长来直播”活动以来，截至2020年4月26日，共有63位县 （市） 长参与直播助农，销售额超过7 800万元，截至 2020年 11月，该活动累计帮助贫困县增收 6 819万元。安徽省、云南省等地还举办了本省专场活动，集合全省国

4、家级贫困县的县长直播带货，有力促进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与此同时，县长直播带货也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并拉动内容生产、直播、包装、物流等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创造了许多新型就业岗位。电商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会推动县域社会和县域治理的协同发展。县长直播带货之所以可以取得如此亮眼的销售成绩，同县长“自带流量”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人们对这种带货方式感到新奇，许多人都是因为县长的这股子新鲜劲而下单的。另一方面，县长对本地企业和产品的站台和背书，也为赢得消费者的信心注入了“强心剂”。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亲自带货，等于将自己的信誉同其推销的产品捆绑在了一起，消费者对此也高度信任。此外，抖音等平台

5、为直播带货的县长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运营支持，使直播带货也容易上手。在县长直播带货之前，直播平台为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同消费者群体之间的供需信息撮合提供了工具，而消费者的购买主要取决于主播的直播能力。县长直播带货以后，县长为本地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产品背书，并对消费者群体增信，从而使直播带货的影响更大 （图1）。领导干部参与直播带货是一个新现象，相关研究还不多见。在官员直播带货方面，有研究从“互动仪式链”角度阐述了政务与用户的互动仪式特征 ，比如官员身份的符号化。有学者指出，情景需求的内生动力、制度赋权的核心推力和技术赋能的外在促力是理解官员直播带货的三个关键机制。还有学者认为，官员直播带货形成了“政务

6、直播+助农”的消费扶贫模式，形成了政务活动、农产品营销、网络社交三者融合的“政府企业公众”运作模式，但是仍然面临制度、理念、技术和监管方面的挑战。尽管县长直播带货受到广泛关注，但是现有研究多是理论探讨和个案剖析，缺少对其整体状况的全面分析和解释。同以往研究单纯关注某个或某些案例不同，我们基于抖音进行数据搜索，全景概括县长直播带货的发展状况，定量监测了全国开展县长直播带货的县，并对县长直播带货的驱动因素和主要特征进行研究，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县长直播带货提出了对策建议。二、理论假设（一） 相关理论解释哪些县会更有可能参与县长直播带货？这些县为什么会更愿意加入县长直播带货的行列？从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

7、参与一项活动来看，我们可以从多个理论视角加以研究。首先，可以将县长直播带货视为一项政府创新，特别是一种基于新兴信息技术的技术创新，并从组织创新或政策创新的角度对此加以考察。已有文献围绕公共组织创新及其驱动因素，从外部环境、组织内部特征和领导特征等层面进行研究。关于政府引入或采纳信息技术的研究是电子政务或数字政府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通常会运用技术接受模型 （TAM） 或创新扩散理论来加以研究。其次，可以将县长直播带货看作富有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领导干部所开展的创新事业，从政策企业家的角度加以研究。有学者将县乡领导干部视为“战略性群体”，他们的共识和能力决定了地方政府的战略能动性。县乡党政领导干

8、部参与直播带货并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恰恰反映了他们作为地方战略性群体的能动性。与此同时，县长直播带货需要耗费领导干部的稀缺时间和宝贵注意力，因此领导重视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领导干部的创新性格，认为其同人们的冒险意识和动机结构有很大关系 。县长直播带货毕竟是一种看似不合时宜乃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很多深谙世故和明哲保身的人看来可能无异于“官场自杀”。因此，如果没有很强的冒险意识和对成功的渴望，领导干部往往不可能参与。此外，县长直播带货是领导干部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的商业推广，同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等问题关系密切。有学者运用“官场+市场”理论，揭示了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对县域经济的双重作用

9、。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力量、人力资源、声誉资本和政策信息等体制内的稀缺资源，同市场主体、准市场主体和社会多元主体合作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崛起。还有研究指出，熟人社会、线上市场和乡村能人是乡村电商创业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是“总部式服务”，乃至“保姆式服务”。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也带来了政民关系的增进。因此，还可以从政商关系角度对县长直播带货进行研究。显然，县长直播带货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很难在一项研究中穷尽所有影响因素。考虑到研究的相关性和数据的可及性，我们将县域数字化转型进程、人均收入、人口总数、县的类型（如是否贫困县、是否县级市、是否民族地区） 等因素

10、考虑在内，考察一个县参与县长直播带货会受哪些因素影响。当然，县长直播带货还会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当地直播带货策划推动等，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二） 县长直播带货的影响因素县长直播带货同当地县领导的观念和思维有关，也同当地县域数字化转型进程有关。县域数字化水平涉及数字生态、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等许多维度，可以反映一个县的数字化整体状况。如果当地的电子商务发展较好，相关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那么县长直播带货更有可能带动农特产品的销售。假设1：县域数字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出现县长直播带货。县长直播带货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则较少。这是因为县长直播带货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当地农户脱贫

11、致富，助力当地企业走出经营困境。因此，当地发展状况越差，县长直播带货的必要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强，县领导亲自出马进行直播带货的意愿也会越强。以人均收入衡量，相对来说人均收入越低的县，越有可能出现县长直播带货。假设2：一个县的人均收入越高，县长直播带货的可能性就越低。县长直播带货可能同县的规模有关，因为县领导希望通过个人的直播带货产生规模经济，所以规模越大的县就越有可能推动县长直播带货。相反，如果县的规模过小，县长直播带货带来的影响也有限，后续电商物流的配套也难以支撑。因此，我们假设县的规模同县长直播带货正相关。假设3：一个县的人口越多，县长直播带货的可能性就越高。国家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各地

12、也投入各种资源加快推进精准扶贫。电商平台作为企业也希望参与脱贫攻坚，一方面可以扩大用户基础，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据了解，在选择活动地区时，抖音等电商平台会优先选择国家级贫困县。与此同时，在贫困县派驻的县领导特别是挂职县领导的思维开阔，更有可能接受县长直播带货这样的新鲜事，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假设4：相对于非贫困县，贫困县进行县长直播带货的可能性更高。考虑到县级市比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更高，进行县长直播带货的可能性会更低。这是因为县的经济多以农业为主，遭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纾困解难的必要性也更强。假设5：相对于县，县级市启动县长直播带货的可能性更低。从

13、县长直播带货来看，县领导需要的“卖点”和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有关。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色民族文化鲜明，进行县长直播带货更有可能满足消费者的猎奇心理，进而吸引他们下单购物。假设6：相对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推行县长直播带货的可能性更高。三、研究方法（一） 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所有县和县级市 （不包括市辖区），共计 1 893个。为了识别哪些县长进行了直播带货，我们在抖音以县名称和县领导直播为关键词进行人工搜索，并记录县长直播带货的关键信息。同时，通过各类统计年鉴、研究报告等获得样本县/市及其县领导的相关资料，对县长直播带货进行多维分析。核心自变量包括县域数字化进程、人均收入、人口规模、贫困县

14、、县级市、民族地区等，这些变量的数据来自二手资料。（二） 变量测量与模型设定因变量是县长直播带货，即考察一个县是否在样本期内有县领导参与直播带货。在抖音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我们通过人工搜索“县名称+县领导直播”来定位哪些县进行了县长直播带货，将其设定为二分变量，1为有，0为无。还通过浏览相关短视频，对年份、月份、带货产品类型、直播/短视频、主动/受邀、带货次数等变量进行统计。主要考察参与直播带货的县领导数量、领导职位、职级、性别、来源 （本地、挂职） 等方面特征。我们将数字乡村指数、人均GDP、人口总数、县的类型等因素考虑在内，考察一个县参与县长直播带货会受哪些因素影响。自变量包括：一是使用阿

15、里数字乡村指数 （2018） 来衡量县域数字化进程，该指数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等维度，能够整体反映一个县的数字化进程。二是使用人均 GDP来衡量县的人均收入。县的规模以人口总数来衡量。我们将人均 GDP和人口总数都取对数。三是设置了县级市、贫困县、民族地区的虚拟变量，对照组分别为县、非贫困县和非民族地区。考虑到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数据结构为截面数据，我们使用 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县是内嵌在各个地级市和省份的，在模型中控制了省份和地级市的固定效应，并报告了在省级和市级汇聚的稳健性标准误。四、结果与讨论（一） 县长直播带货的主要特征从县长直播带货的全国分

16、布来看，全国各地县/市都有覆盖，表现出了较强的普及性。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1月，共有873个县/市参与县长直播带货活动，占比达46.1%，有近半的县或县级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县长直播带货。从各个省市县长直播带货的比例来看，重庆市占比最高，达85.7%；紧随其后的是福建省（80.4%）、甘肃省 （72.5%）、广西壮族自治区 （71.8%）；此外，湖北省 （67.7%）、湖南省 （66.3%）、陕西省（62.0%）等省份的比例也较高（表1）。实际上，早在“县长来直播”活动组织前就有县长试水直播带货。2019 年 5 月 16 日，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晓东直播带货，因为语言风

17、趣幽默，而使当地的多肉植物销售额突破20万元。也是在该县，2019年12月25日，80后博士副县长王帅直播卖烧鸡，销售额也达到20多万元。此外，还有很多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在直播带货，推动当地农副产品的销售。从县长直播带货的时间分布来看，2018 年 1次，2019 年 15 次，2020 年达到 980 次，可见 2020年是县长直播带货元年。从月份分布来看，2020年上半年3-6月是县长直播带货的高峰期，而此时也是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键期 （图3）。需要解释的是，2020 年底县长直播带货的增幅下滑并非是其本身遇冷或仅是一时之举，而是同相关部门提高了对活动的要求有关。在疫情期间的县长直播带

18、货是应急之举，很多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因此其发展势头较高。但是，随着疫情在 2020 年中得到控制，以及县长直播带货的相关争议甚嚣尘上，各级党政部门提高了县长直播带货的管理口径，并要求县领导在进行直播带货前进行报备或申请。从参与直播带货的县领导特征来看，既有“一把手”的县长、县委书记，也有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副镇长等，其中“一把手”占40.92%。从具体职 位 来 看 ， 92.28% 是 县 长 （57.57% 是 副 县 长 ，34.7%是县长），7.12%是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参与直播带货的县领导是挂职干部，他们为所在县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在产品的选择方面，县长直播带货往往优

19、先选择能影响更多农户、受疫情影响而对打开销路有切实需求的，以及在种植、加工和流通环节具备一定基础的产业，从而可以让助农工作产生长效影响。从县长直播带的“货”来看，都是当地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和旅游产品。其中，县长直播带货最多的是种植业产品，占比56.57%；其次是肉、水产品、水果、蔬菜、油脂等类加工品，占比26.48%；此外，旅游产业占比9.43% （图4）。县长们带火的货物品类从侧面说明，要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注重以农业为基本盘，围绕“农”字做文章。这也说明进一步激活和发展乡村旅游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而短视频和直播在这个方面有明显优势。在直播模式方面，既有县长独挑大梁，也有县长和当地美食达人联

20、合直播。从县长直播带货的方式来看，64.29% 是受邀参加的，也有县领导是主动请缨参与的。从直播带货的次数来看，仅有7.42%是多次带货，多数属于一次性的“暖场”，而不是持续开展。考虑到县领导职务繁忙，多次参与直播带货面临现实难题，他们更多发挥的是开场推介作用。此外，77.33% 是一个县领导的“独秀”，其他为多位县领导同台直播。县 长 是 在 台 前 ， 还 是 在 幕后，可能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不同。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幕后，县乡领导都对县域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参与直播带货的县乡领导走上台前，亲力亲为地为本地产品和服务代表、代言和带货。没有参与直播带货的县乡领导，在幕后重视、协调、关注，

21、推动政府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合作，协调广电、招商、农业等相关部门支持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发展，并推动各类政策、信息和财政资源。直播带货的县乡领导以政府信用为农产品担保，提供品质保证和背书代言，提升农产品和乡村旅游的品牌价值。在直播带货方面，县乡领导是一时之举还是持之以恒，也会有所不同。一些县乡领导“客串”直播间，更多承担的是幕后工作。也有县乡领导采取常态化和战略化的运作，开设账号持续代言带货，并成为抖音上的“头部”县长。一些县长还开通了专门的视频直播账号，为本地农产品和旅游直播带货，在抖音上就有向县长说古丈、贺县长说昭苏、唐县长爱太湖、陈县长说安化、玫瑰县长、特行者001邱学明、黄河王小帅 等

22、知名账号。（二） 县长直播带货的驱动因素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核心因变量是一个县是否有县领导直播带货。核心自变量包括数字乡村指数、人均GDP、人口规模、贫困县、县级市、民族地区。数据显示，在样本县中数字乡村指数差距较大，满分100分，得分最高的达87.8分，得分最低的仅为4.5分，平均为49.7分。有42%的县为贫困县，20.4%为县级市，32.9%为民族地区。Logit回归分析显示 （表3），选取的自变量能够对县长直播带货进行较好的解释。以模型4为基准进行解释，它对省份和地级市的固定效应都进行了控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指数同县长直播带货的关系不显著，仅在 0.01 的水平上统计

23、显著为正。结果说明县长直播带货同县域数字化水平的关系不大，假设1没有得到支持。人均 GDP 的影响不明显，说明县长直播带货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大，假设 2 没有得到支持。但是，人口大县、贫困县更有可能参与县长直播带货，人口每增加 1%，县长直 播 带 货 的 概 率 会 提 高24.2%，贫困县进行县长直播带货的概率是非贫困县的1.419倍，说明假设3和假设4得到了支持。此外，我们发现县比县级市的参与概率更高，而民族地区进行县长直播带货的概率更低，县级市进行县长直播带货的概率是县的0.622倍，而民族地区的是非民族地区的0.574倍。说明假设5得到了支持，而假设6没有得到支持。五、结论（一）

24、 县长直播带货的特征与趋势2018年以来，许多县/市推动直播带货，利用直播和短视频进行电子商务、旅游推介、农产品促销等。与此同时，一些县乡领导干部也“撸起袖子”走到直播间，为农产品销售和旅游推介进行宣传。本文采用定量方法对县长直播带货现象进行描述，并结合县的特征对其进行解释。研究显示，县长直播带货在2020年发展迅猛，全国有近半数的县都以不同形式进行了县长直播带货。结果表明，县长直播带货同许多因素有关，包括县域人口规模、贫困程度、城镇化水平、少数民族聚居情况等。1.县长直播带货同县域数字化进程的关系不大，可能同直播业态本身的特征有关。直播的门槛较低，进入壁垒不高，任何人都可以在田间地头和工厂车

25、间架起摄像头进行直播带货。因此，县域数字化进程对于县长是否会直播带货的影响不大，但是却可能会影响县长直播带货和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前景。比如，2021年初在全国火起来的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就是因为在汉服、棺材等行业的集中度较高，电子商务发展较早，所以直播带货的推动作用明显。2.县长直播带货主要是外销而非自产自销，本地人口的收入水平和县长直播带货的关系不大，因此人均收入和县长直播带货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非民族地区县长直播带货的比例高于民族地区，可能同民族地区的功能定位有关。相对来说，民族地区多处于边疆和偏远地区，当地党政工作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主，尝试新鲜事物的观念不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长直播带货的扩

26、散。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县长直播带货，未来研究可以加以探讨。比如，疫情期间的县长直播带货最多，这同各地疫情严重程度和农户企业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的情况有关。再如，从政策扩散角度而言，自上而下的垂直压力、横向竞争和学习等府际关系因素也会影响一个县是否会有县长直播带货。此外，县领导个人及领导班子的特征，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县长直播带货是否可能发生并持续。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深化对县长直播带货的理解。（二） 推动县长直播带货规范发展县长直播带货是直播领域的自然发展，而对于这种新鲜现象，我们需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其认识和适应。将县长直播带货推广到更多地区，对于乡村振兴和县

27、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如何在这种新型政务模式试水的同时，实现直播带货的制度化与常态化，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县长直播带货时，是否会出现审美疲劳？县长如何创新求变，才能赢得直播带货的成功？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不断探索和推进的过程中进行反思和解决。县长直播带货是网络信任的泛化与溢出，县长代表的官方形象转换为民间形象，是从政府信任溢出到经济信任。对于县长直播带货这种新现象，一些人也感到质疑和不解。比如，有人就质疑为什么县长选择某家企业的产品带货，其背后是否有特殊的考虑。还有人认为县长的正经事是理政而不是带货，为企业带货永远也带不完，更加重要的是制定普惠性的政策。一些人也对县长卖萌和淘宝体的用语

28、表示反感。面对新生事物，诸如此类的争议和质疑往往会出现。至关重要的是不能一上来就否定，而是探讨如何推动县长直播带货的规范发展，使之不断成长和成熟起来。从县长直播带货的未来发展而言，在农村地区大量推广的同时，可能也会逐步在城镇地区出现。县长直播带货会否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相对于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农副产品需要县长帮忙直播带货，城镇地区也有很多中小企业需要区长、市长直播带货。比如，疫情冲击让很多商场和百货公司关门或限流，它们不得不通过直播带货来自救。餐饮行业也面临复工复产的难题，一些地区的市委书记亲自到餐馆打卡吃饭，提振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县长直播带货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县长直播问政的潜力。一方面，

29、一些县长，设立问政直播间并制度化，定期邀请县直部门领导干部直播政务，取得了很好的沟通和传播效果，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通账号并发布政务视频，创新政民互动模式。以县长直播带货为代表的新型县域治理模式，是互联网时代政务服务的探索与创新。2018年以来，全国累计已有2万多个政府部门开通了政务视频账号，通过视频和直播来宣传政策和沟通民意。第 47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0年末，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共开通了 26 098 个政务抖音号，其中山东省最多，达 1 586 个，其次是四川省、内蒙古、湖北省、浙江省等地，分别开通了 1 421个、1 405个、

30、1 360个和 1 331个。加快直播电商向直播政务的发展，鼓励更多的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试水新媒体，将有助于加快和创新数字政府建设。虽然高手在机关，但是并非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以马上胜任县长直播带货这样的活动。伊犁州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贺娇龙指出“好山好水需要好的流量”，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视频和直播的加持。但是她也坦言直播压力很大，因为“作为领导干部，我们从幕后走到台前，实际上是让全国的网民，拿着放大镜来找我们的缺点。”因此，领导干部是否具备信息技术能力或数字领导力，领导干部是否提供必要的各类支持，对于政务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发展都会有很大影响。在开展此类活动前，要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培训，使其具备

31、基本的媒体素养和直播能力，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沟通。县长直播带货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试验场，通过这种现场感十足的形式来锻炼和提升领导干部的多方面能力，使其在其他场景下也可以应付自如。与县长独播模式相比，“县长+主播”的“二人转”更加能够吸睛，这也意味着县长也需要主播带一带。此外，还可以考虑加大引才力度，通过选调生、挂职锻炼等方式吸引有直播才能的领导干部，为县长直播带货这样的活动提供人才储备。（三）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本文对县长直播带货进行了初步研究，未来有必要对县长直播带货展开更多维度的研究，特别是从公共管理视角加强相关研究，使我们能够从不同学科视角理解县长直播带货及其背后的国家

32、治理意蕴。首先，应更加聚焦直播带货的县乡领导个人，考察他们的特质、态度和行为，并发展富有解释力的地方党政领导力理论。我们仅对县级因素进行了分析，而没有深入到县乡领导个人。参与直播带货并取得成功的县乡领导显然有过人之处和独特一面，而这些特质可能让他们能够胜任的不仅是直播带货，而且在其他业务领域也能独当一面。和幕后推动工作的领导干部相比，走到台前的领导干部有哪些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识别这些人的领导特质，并进而提升他们的胜任力。其次，县长直播带货现象本身并不简单，其背后可能有许多值得打开的“黑箱”和有待解释的作用机制。我们看到的是台前引人入胜的推广和光鲜亮丽的销售成绩，但是幕后的许多行动策略

33、还没有得到深入挖掘。特别是从政策企业家等理论视角进行研究，考察县长直播带货所采取的行动策略。比如，为了推动县长直播带货，县乡领导究竟采用了哪些值得关注的策略？在平台企业、本地企业和县乡领导之间，存在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待更多研究加以揭示。最后，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县长直播带货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面还是负面、政府内部还是外部。县长直播带货可能不局限于对参与直播带货的县乡领导本人带来的影响，还有可能带动一批公职人员通过不同形式参与直播带货及相关业务。与此同时，县长直播带货还有可能改变当地的县域治理生态，并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发展态势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凡此种种，都还有待更多研究跟进，而不是浅尝辄止。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