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的无题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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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李商隐的无题诗李商隐的无题诗一直是李商隐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在读者被李诗巨大艺术魅力深深吸引的同时，其纤丽柔媚的风格与雕琢香艳的词句，也唤起了读者的兴趣与想象。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晚唐唯美文学运动中无疑是最为成功的文学创作。但是李诗隐约幽微的诗旨，其晦涩难解的程度，也可谓登峰造极，少有出其右者。无题诗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真实情感，描写的对象事物又是什么，都似是而非，莫衷一是。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卷23玉生诗年谱序云：“有唐一代惟玉生诗词旨最为微晦。遗山论诗已有无人作郑笺之叹。”李商隐诗意晦僻，而尤以无题诗为最。本文也欲围绕李商隐无题诗研究，就以下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观感和浅见。一、无题诗的范围

2、对无题诗的范围，学者们似乎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张明非介绍了对无题诗界定的几种方法：“一种着眼于题目，认为标明无题、以首二字或篇内二字为题、题目本身无意义或与诗意了不相涉者，均可归为无题;一种着眼于题材，认为一部分写艳情或爱情的诗，即使有题，也可归于无题，如圣女祠等;一种着眼于体裁，认为除内容须写爱情外，形式必须是七律。界定方法不同，无题诗范围自然难以确定，一些研究者在讨论时，便将自认为属于无题却未明确标题的统称为准无题诗。”1因此，不同学者在论文中所标明认定的无题诗具体数目亦各有不同，现略举几例：如汤翼海认为无题诗应为15首，2刘学锴的李商隐中认为有17首，许总所著唐诗史中认为有19首，王灿认为

3、有51首，3何剑平认为有68首，4阎海翎认为有99首，5等等。依照冯浩笺注李义山诗集的分类，“无题诗”计有：五古二、七古一、五律二、七律七、七绝五，共17篇。但是“幽人不倦赏”一首，冯浩笺注作“失题”，旧本则都连在“八岁偷照镜”之后，题作无题二首;唐音戊签分入五古中，亦题作无题，所以如依旧说，将“幽人不倦赏”一首划入，共得18篇。但汤翼海先生在其文中指出：无题诗见于通行之玉生诗集以无题为题者十七首。然纪昀谓“幽人不倦赏”五律乃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可信无疑。又“白道萦回入暮霞”，一曰阳城，既别有题，当非无题矣。故均不为考释。又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有“蝶三首”，“长眉画了绣帘开”及“寿阳

4、公主嫁时妆”七律两章均归附于此题之下。纪昀谓此二章乃冶游之词，误入于此。冯浩编为无题二首。此二章诚如纪昀所言，盖冶游之词，非写蝶也。拙见以为此二诗编于“含情春晚”无题诗前后，差近之矣。此类诗谓之失题则可，谓之无题则不可矣。综合以上各家看法，我以为汤翼海先生观点最为可取。从十七/十八首变为十五首的原因，汤先生已经作出解释。至于所谓从体裁(必须是七律)或是题材(爱情诗/艳情诗)着眼，我以为并非无题诗的界定标准。先说体裁。从冯浩的分类来看，无题诗中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均占一定比例，并非七律一家天下。虽然张尔田认为“无题诗格，创自玉。且此体只能施之七律，方可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四首后)

5、，但已有学者指出了张氏此说和其处理无题四首的自相矛盾之处。6因此此说不足取。再看题材：如果说有一部分爱情诗/艳情诗应归于无题诗，那么问题是：1.这样的爱情诗/艳情诗归入无题诗的标准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这样的诗无题吗?抑或接近无题诗的意境?2.如果无题诗以爱情诗/艳情诗为主要题材，为什么历代方家会感叹“无人作郑笺”、“词旨微晦”?爱情诗/艳情诗的诗旨不是一目了然么?至少这类题材的诗不会有“涩僻难解”的声名。那么这样的分类是否值得我们商榷呢?因此，仅仅以爱情/艳情来概括无题的题材似乎有失片面，作为无题诗的界定标准也就失之偏颇。当然，关于无题诗的题材内容之争，“爱情说”、“寄托说”、“泛论说”等从来就

6、没有停止过，各派见仁见智，各有所长。此题不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另当别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李义山诗集三卷条下言称：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候”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云云。(纪昀三家诗评与此字句近似，而意旨全同。)纪昀的看法，至少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相连误合为一者，汤翼海先生已有所澄清，那么摘首二字或以篇内二字为题呢?我以为这类诗和无题诗还是有区别的

7、。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每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李商隐有意创制无题诗格，自是“诗词之意不能以题尽之”，既然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来概括诗旨，那就“无题”好了。而以诗中二字为题，则有欲说还休之意，几近一语道破。否则，为何李商隐不作统一处理，将此类诗全部以“无题”命名，或是以诗中二字为题?何必多此一举?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拙见，还请方家批评指正。纵观李商隐全部诗作，十五篇的数目只在六百多首诗中占0.33%强。但就是这十几篇无题诗，也成为各派学者研究争论的热点问题。二、无题诗的研究方法

8、前人研究无题诗，多结合李商隐生平经历、社会背景来分析创作动因和心理状态，并以史料为依据，对无题诸诗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品评。但因受到“知人论世”、“文以载道”等儒家观念的影响，有时难免矫枉过正，言过其实。叶嘉莹在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中说：“中国的说诗传统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实在有极密切的关联。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中，自当推儒家与道家为二大主流，其影响及于后世者亦最为深广。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当然便也不免受有这二派思想的明显痕迹，形成受儒家影响的托意言志派和受道家影响的直观神悟派。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实践道德，故其影响及于文学批评时，便形成说理则以可实践者为美，言情则以可风世者为美的一种衡量标准。因

9、此说诗人乃经常喜欢在作品中寻求托意，并且好以作者之生平及人格为说诗和评诗的依据。中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讽喻之说可以说早就为此派尊立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本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但如果一概而论，认为事事都有托意，自然难免横加猜测，误入歧途。另外，我们知道诗人的作品总是多少带有自己生平经历和内在情感的痕迹，但二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也并不会因此形成一种映射关系，每一首诗都能在作者的现实生活或生平经历中找到本事。艾略特也曾说过类似的看法：“诗人的心灵活动可能部分地或纯然地依赖诗人本身的经验;然而诗人本身的穷困苦楚和他创作的心灵之间是有分别的;艺术和事实之间永远有绝对的区别。”7姑且不说这种区别是不

10、是绝对的，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确一个观点：艺术源于生活，却是高于生活的。学者张尔田在李义山诗辨正中的观点：“近知名阿候一首，必有本事，非戏作艳诗也。至万里风波篇，则确系无题，不得谓本有题而失之。其摘诗中二字为题者，只有寄托、本事二种，细玩全集自见。”尽管张尔田认为无题诗俱有本事、寄托，但终不能面面俱到，自圆其说，他也有找不出寄托所在的时候，其时只得语焉不详。他一方面批评纪昀“纪氏于玉一派本未深考，且其妄下注释矣”，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能对寄托或本事自圆其说，难以让人信服。张尔田长于史学，“其年谱部分，应有而有，弗蔓弗枝，诚不愧谱之正宗。史文每条下钩稽条贯，曲达旁通，唐集人事之讨究，自今已前，无有若是

11、之详尽。”张氏在史学方面才干非凡，确实令人瞩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史事史料的搜寻比附，是否能完全深入地剖析作品的内涵，直达作者的本意?黄宗羲较早注意到诗与史的关系：“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证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但有意识地将诗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当推陈寅恪先生为首创。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其所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其原则是：一是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诗证史

12、，必须辨别“古典”和“今典”;三是诗文证史不仅以诗文为史料，而且诗史互证，方能融会贯通。卞孝萱先生在邓之诚与清试纪事初编一文中总结了学术上以诗证史的传统，卞先生认为“以诗证史，实有两派：一派为黄宗羲邓之诚，采用纪事形式;一派为钱谦益陈寅恪，主要采用笺释形式(如钱注杜诗、元白诗笺证稿、钱柳因缘诗释证)。”8刘师培也提出，“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读全唐诗发微)我以为以史证诗(文)和以诗(文)证史是两种可以互相结合、互通有无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但以诗(文)证史时，尤其需要注意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几点原则。王静安先生亦云：“三百年来治之者近十家，盖未尝不以论世为逆志之具

13、;然唐自大中以后，史失其官，武宗实录亦亡于五季。故新旧二书于会昌后事，动多疏舛。后世注玉诗者，仅求之于二书，宜其于玉之志，多所格也。”(观堂集林卷23玉生诗年谱序)那么，如果研究者能够避免各位方家指出的片面偏颇之处，研究自然会有心得和成果。当然，亦有学者对“以诗证史”的方法不以为然，认为不足取。9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李商隐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逐渐多元化，除了已有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尝试使用西方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结构学、语境学等不同方法，对无题诗的构思、结构、意象、境界、艺术风格/特色以及无题诗的成因等进行探讨，一时间热闹非常。这种局面势必在日后的研究中持续下去，促成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14、。三、结语囿于篇幅，本文只是选取了李商隐无题诗研究中的两个并非热点的问题，简单谈了谈自己的愚见。关于无题诗，其实还是有大量可供研究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李商隐所作的无题诗虽然数目不算太大，但是李商隐之前基本上没有无题诗，李商隐之后，也没有一位诗人在无题诗上压过他。总而言之，李商隐是无题诗的鼻祖，也是倾注心力创作无题诗的诗人。无题诗中，大多是哀怨感伤的作品，呈现浓厚的缺月残花的情调，钱谦益在注李义山诗集序有学集卷十五称:“义山无题诸什,春女读之而哀,秋士读之而悲。”虽然“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李浩释怪评义山诗)，但是诚如纪昀所谓的“无题诸诗，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遣，以曲传不遇之感，故情真调苦

15、，足以感人。”(诗评评“何处哀筝随急管”一诗后)。香艳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刘大杰)，仍然不失为名家的文学佳作，而孙德谦所说的“义山之诗韬华耀采，促弦锦瑟，自写其玄愁;香烛哀筝，非关于附物。”(序张尔田会笺)也不算是言过其实。在中国诗歌文学史上，李商隐无疑是最为出色成功的诗人之一，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他的影响，不仅及于同时代的温庭筠、段成式、李群玉、彦廉诸人，当日风行一时的“三十六体”，正说明了李商隐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功和影响。并且晚唐之后，源流所及，宋初由杨亿、钱惟演、刘筠诸人所代表的西昆体，更是以李商隐为典范，致力于追求模仿李商隐的无题诗、咏史诗。有学者认为，“从宋初期西昆体初具宋诗风貌，到中期的王安石、黄庭坚等大家，以及江西诗派的典型风格，乃至南宋范大成、陆游、杨万里所承传沿袭的宋诗余波，无不潜存着李商隐诗歌艺术追求的影响，尤其是无题诗所表现出的议论使事之风更是影响至深。”(10)在诗坛上，李商隐的无题诗这朵奇葩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超越时空永久绽放，令人心向神往，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