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学的发展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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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考古学的发展探究作者：易诗雯张萌单位：吉林大学壹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对人类古老性问题的认识和进化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一个重 要背景。在18世纪晚期以前的欧洲，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依赖于传 统的圣经。七天创世说以自然和人类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论 否认远古时代和原始人群，与此同时，在那个时期地质与古生物学所 揭示的一些人类与灭绝动物共存的事实也被掩盖，以乔治•居维 叶(GeorgesCuvier) 威廉•巴克兰(WilliamBuckland)为代 表的一些地质学家宣扬灾变理论，一系列生命形式的进化被解释为 上帝超自然的创造。然而，越来越多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证据使得圣 经的

2、解释与人类古老性问题备受争论。1785年，詹姆斯•赫 顿(JamesHutton)为地质史提出了一种均变论的观点，认为从地质 学上讲古代与现代情况类似，所有地质层都可以用长时间里一直运转 的、目前仍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动力来解释。1830年到1833年间，查 尔斯•赖尔(Charles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支持 了地质变迁的均变假设。地质学上的均变论表明，过去是一个漫长和 在地质学上并未间断的时期，其间有可能发生其他的事件。对人类古 老问题的正视同样使生物进化的观点在一些科学家中被普遍讨论。哲 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纪5

3、0年代开始分页标题#0#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第一位明确采纳人类行为唯物主义观 点的美国民族学家，他极大地增进了对生态因素在塑造史前社会文化 系统中所发挥作用的了解。1938年，朱利安发表文章指出，考古学 家和民族学家应该设法了解文化变迁的性质，为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分 析作出贡献。因此，考古学家必须停止专著与器物的形制分析，并开 始利用他们的材料研究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的变迁。斯图 尔特这种利用生态学方法了解文化变迁的理论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是 现代环境考古的理论基础。受到斯图尔特和克拉克的影响，生态方法 的重要性日益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已经有一批重要的 研究项目有了多学

4、科团队的参与，开启了利用考古材料详细研究人类 历史上重要经济和社会转变的先河，如：布雷伍德主导的西亚农业起 源研究、伊拉克的扎摩尔计划、特瓦坎考古学植物学计 划等。在聚落考古调查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是戈登•威利。 在维鲁河谷计划中，他采纳斯图尔特的意见，运用聚落形态调查的方 法。然而在对所收集材料的阐释上，威利选择视聚落形态为一种对 考古学文化作出功能阐释的战略性起点，他进而宣称，聚落形态 反映了自然环境、经营者在其中采用的技术以及由文化所维持的、社 会互动和控制的各种机制。与斯图尔特不同，威利的研究将聚落形 态看作人类行为诸多方面的信息来源而不仅仅是生态适应方式。威利 在维鲁河谷

5、的研究成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继汤姆森三 期说把考古学研究的落脚点至于器物之上之后，威利的方法把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扩大为遗址。威利的成果激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复杂社会起 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的区域调查。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聚落对研究小型 社会内部文化变迁以及对区域多样性和适当复杂性认识的价值，并被 鼓励去研究人类行为而非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相伴的文 化和民族身份。从以上这些考古学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以后的 早期功能与过程理论正试图通过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 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 的。功能过程理论的出现，意味着人们的研究视线从之 前的历时

6、态转向了同时性，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关注系统如何按惯例 运转而不在意对主要变迁加以说明。考古材料功能与过程分析方法的 发展，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威拉德&bul 1;lJtt(WillardFrankLibby) 建立的放射性碳测年法导致了考古学家对器物排列和交叉测年的依 赖性减小。日显技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对民族身份的专 攻，被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变迁的充满活力的关注所逐渐取代。这一 阶段的环境考古学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技术上有 了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对文化解释的关注与重视使环境考古的地位 进一步得到肯定，一系列要求重视生态学和聚落分析的方法论扩展了 环境考古的研究内容，高科技手段

7、的发明则给予环境考古的研究强有 力的支持然而，此时的柴尔德、泰勒、克拉克等人虽然意识到了 要从内部来解释文化的变迁，但是却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早期 功能过程阶段的考古学理论仍然依赖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限制了对考古学材料和文化过程的解释。但我们仍应该看到，早期 功能过程考古学对文化研究兴趣的衰退和对行为研究 兴趣的增强，不仅与其他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也预示着史前考古 学和环境考古学进一步变革的到来。三、环境考古学的过程考古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沃尔 特•泰勒考古学之研究出版后的十年里，文化系统内部变迁 的概念在美国考古学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转变一方面得到了 来自考古

8、学内部特别是生态学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的激励，另一方 面也受到了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人类学日趋流行的推动。20世 纪50年代，一大批美国考古学家共同为新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建立 了基本和不朽的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的经 济和政治力量都空前繁荣，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的乐观与自信反应到美 国的人类学界则表现为对文化进化兴趣的复苏，和新进化理论的重大 影响。生态学领域长期性的、方向性的、规律性的变化理论影响到了 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生物一样，不同文化对相似环境的各种适应方式 也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征。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中新进化 论(neoevolutionism )的两位主要

9、倡导者是莱斯利•怀特 (Leslie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特。怀特反对当时博厄斯学 派主张的不同文化群体不可以比较的观点，提出了一般进化概念, 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可比性。斯图尔特则倡导了强调生态适应的文化 进化研究法则。1960年，新进化理论在梅格斯(B. J. Meggers)的作 为实际研究工具的文化进化法则(TheLawofCuituralEvolutionasaPracti-calResearchToolI960)-k 书中第一次得到了考古上的运用。梅格斯在书中提出文化二环境x技 术的公式，认为考古学家可以通过重建史前文化与环境以基础推断 其他部分的关键特点。

10、新进化论提出的作为文化变迁原因的许多关键 变量，包括生计、聚落形态、人口变化对于考古研究而言相对比较容 易把握，这一理论对文化规律性的认定也为后来新考古学的主要理论 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契机。1959年，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Caldwel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美国考古学 (TheNewAmericanArchaeology)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一些促成考古 学转型的主要趋势，并认同之前泰勒的观点，认为变异无穷的文化 现象和特定历史状况的背后是数量有限的一般性历史进程。考德威 尔认为考古学不应该继续被看成是各种留存至今的器物类型和特征 的总和，文化亦必须作为完整的结构和

11、功能上整合的系统来加以分析。 考古学家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从文化进程来解释考古记录的变迁。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接受并发展了考德威尔的 上述观点，并在美国年轻一代考古学家中普及，从而开启了自20世 纪60年代以来被世界公认的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先河。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asAnthropologyl962)和考 古 系 统学 与 文化 过程研 究(Archaeo-logicalSystematicsandtheStudyofCulturalPro-cessl965)两篇文章中宾福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正式认定考古学的目的与 美国的传统人类学

12、一致是全方位解释文化行为的异同。 宾福德还提议通过把人类行为与功能整合的文化系统联系起来以达 到这个目的。解释被看作对系统变迁和文化进化采取一种通则的形式, 在宾福德的设想中，人类行为有着很强的规律性，这使在我们解释社 会的变迁的单一事件和类似变迁的整体事件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 的主要关注在于说明跨文化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文化这一概念被宾福 德视为人类体外的(超肌体的)适应手段，只有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 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有意义，为此，文化系统所有方面的变化可以 从对自然环境波动、人口压力变化以及与邻近文化系统竞争的适应性 调节来解释，另一方面，文化变迁则是由人类群体对自然生态变迁产 生的压力

13、做出理性反应的结果。在新考古学的理论背景之中，人类能 像生态系统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用相同的方法加以分析，对文化规范 的关注显得次要，相比起对器物类型的特征比较，器物在活体文化系 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才是更值得研究的方面。为此，以推论或者演绎的 方法验证假说成为了新考古学主要的研究方法，社会变迁程序的一 般规律成为了新考古学下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20世纪70年代后， 为了进一步廓清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宾福德设法对考古材料提供 的行为解释参照框架概念做重新的定义，并发展了中程理论。中程理 论关注从考古材料来推断行为，在过程与他们的结果之间建立了稳定 和独特的因果关系。这一方法成为后来环境考古学的主要

14、研究方法。 另外，在有关新考古学的纲领性宣言中，宾福德反复呼吁用系统论(systemtheory )的方法来研究文化演变。肯特•弗兰纳利 (KentFlannery)是史前考古学最著名的系统论倡导者，他强调的一 般系统论从过程而非历史的角度研究生态驱动的文化变迁方法，并进 一步发展了新考古学，将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反馈的形式连接起 来，避免了单一的解释。在系统论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模型的基础都 与环境背景和资源相关。这样,环境考古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叉学科, 而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对环境考 古概念的定型和体系的建立影响深远，环境考古工作在分析和解读考 古材

15、料上的科学性进一步凸显出来，从前期的一个辅助性的角色演变 成了考古发掘中需要贯穿始终的必要手段。与此同时，环境考古范畴 大大拓展，并开始频繁地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新理念对解释和系统 论的强调促使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由原来的静态向动态转变。 环境考古学的概念在此也基本形成。#p#分页标题#0#四、环境考古学的景观考古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有意地对 过程考古学另辟蹊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大约在1985年， 伊恩•霍德(lanHodder)将这个新趋势称之为后过程考古学。 后过程主义新理论的建立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塑考古学物质文化 遗存中的文化、个体和历史的重要作用。反映在

16、环境考古学领域，则 是在后过程思潮的影响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环保主义运动的催化 下产生了景观考古学。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在英国Cranborne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 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 考察。而现代景观考古学的很多关注从霍德对史前欧洲房屋和墓葬与 其地理背景关系的象征性研究发展起来。景观考古学被看作一种后过程的、以文化为取向的聚落考古学。绝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景观考古 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学，其理论基础也不同于聚落考古或过 程考古学对环境的关注。景观考古学更强调的是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 对周

17、围环境的理解和认识，而不似传统环境考古学一般把环境作为纯 自然、静态的实体，仅在研究目的上探讨环境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影 响。景观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自然物体，而是人为的景观。随着人类 认识的变化，景观的含义也发生变化。景观考古学反对环境决定论, 强调人与环境是互动的，景观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受制于人所处的社 会环境和精神信仰。而景观考古就是要探讨景观的人文含义。侃普和 艾室莫(Knapp&Ashmore)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定位在西方较具有代 表性。1999年，这两位学者联合主编了一本景观考古学论文集。在 为该书所写的绪言中，侃普和艾室莫从理论上对景观和景观考古学作 了系统论述。其他景观考古学的代表

18、人物还有费曼(GaryFeiman)、 费舍(Fisher)和瑟斯通(Thurston)。目前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研究 正方兴未艾。这种理论对新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人类过去物质文化遗存的象征意义的构建，实质上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从 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终极性反思。它的出现是环境考古的又一次革命。 但不可否认的是，过程论背景下的环境考古研究仍是环境考古的主流 研究。五、环境考古发展的两条主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考古 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研究，是建立在两条主线之上的，第一条是考古学 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另一条是生态学对环境考古的推动。叁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众所周知，作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考古的发展与考

19、古 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息息相关。在中国，虽然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研 究成就瞩目，但由于起步晚、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考古学的发展与国 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停留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和早期 的功能过程阶段，这也使环境考古的发展程度大体仅停 留在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与国外的环境考古学不同，中国环 境考古学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一 件舶来品。20世纪前期国外环境考古的方法和技术才开始对中国的 考古产生影响。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起步晚，发展还不充分，不能完 全与西方环境考古发展的四个阶段相对应，在此将其分为两期：20 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前环境考古时期和20世 纪80

20、年代以后的环境考古初步发展时期。考虑到各自的特征和出现 的研究趋势，两个时期可以概括为分类描述阶段和功能 过程阶段。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2080 年代中期）前环境考古时期是一个中国考古学从拓荒到逐步成熟的阶 段，环境考古学则伴随着考古学谱系的建立以及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结 合而蓄势待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是一批考古学和地质学的 先驱对石器时代文化与古人类的发现写下了中国考古学的初篇，为环 境考古提供了契机。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 的奠基人袁复礼先生参与仰韶村与西阴村考古发掘，他将地质学与考 古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启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的初页，成为我国地质

21、考古的先驱。裴文中先生在著作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难得的把地 貌与遗址分布联系起来，使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发生了关系成为我 国环境考古的先驱。20年代左右顾颉刚先生和李四光先生开始强调 环境概念以及环境对文化与人生的重要性。这些环境与人生关系的科 学论述为中国后来普遍接受国外环境考古理念做好了铺垫。随后经过 几十年的工作，我国考古学的类型、地层年代与谱系研究取得了丰硕 成果，第四纪地质学的建立与走向成熟又为我国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 而孕育的环境考古学创造了条件。前环境考古学时期，属于科学的环 境考古学并没有真正展开，但在此期间一些考古发掘中的综合研究, 关注环境与人、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思想为后来环境考

22、古的展开树立了 榜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碳十四与狗粉分析等科技手段的引进，则 为中国环境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武器。20世纪40年代以后，旧石 器时代的大量材料被发现，其中包括以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为 代表的早中晚期的旧石器和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化石。难得的是, 对一些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庙后山、周口店等）进行了地质、气候、 植被、动物的综合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获得进展，旧石器文化 演化有了眉目，成绩斐然。这一期间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也突飞猛进, 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年代学的基础上，各区域的考古文化 序列逐步明朗。由于文化序列有了眉目，遗址和考古资料的积累，考 古学文化专题的研究被

23、深入推展，包括农业、聚落、生业方式的问题 被关注。20世纪60年代夏鼐先生力主考古学与相关学科渗透，要求重视物质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为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 合研究指明了道路。抱粉分析法于50年代开始在我国建立，并应用 到半坡等遗址的发掘中，这一时期对古环境方法的引进还包括沉积物 古环境研究和人类食谱及动物食性的研究。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越 来越受到重视。1957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 来统筹我国第四纪研究工作。自此以后，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在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开始步入有计划的快速发展时期。60年代第四 纪抱粉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实验室的建成，奠定了我国第四纪研究实验 的科

24、学基础。这个时期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基础性的文 化分区、谱系研究和序列研究之上，对于高层次的诸如人地关系问题 的探讨涉及不多，与此同时，该时期的学科合流还没有形成大趋势， 地质学与考古的工作未能完全地结合起来，古环境研究的领域还不够 广阔，环境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还处于对古环境的复原这一初期状态, 考古学家多倾向于用传播和迁移解释文化的变迁。因此这一阶段属于 早期的分类描述阶段。#p#分页标题#0#二、环境考古学功能过程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以后）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国外当代考古学 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环境考古学界。与此同时，生态学、地质学等自 然科学和考古学的合

25、流使中国的环境考古有了新的动向。这个时候一 部分环境考古工作者对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环境考 古开始不单单停留在对古环境的复原工作之上，演绎、解释等一套动 态的新因素开始逐渐见于环境考古的研究中，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开始 为科学和政治问题提倡一种一般的进化方法，环境这一概念也在他的 推动下完成了从原本的浪漫与美学的范畴向具体和科学意义的转变。 1859 年 11 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 种起源出版，这本书浓缩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变论和 地质学的启发，大大推进了进化生物学的发展，广泛普及了自然选择 的概念。1819世纪，对人类

26、古老性与进化论思想认识的核心在于: 人们开始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 方面，均变论与进化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相信：我 们完全可能透过现在的地质材料为重新研究过去提供条件，也可以用 生物进化的过程来说明现代物种的起源与分布以解决古生物学上的 演变。对人类古老性的认识和进化论成为后来环境考古诞生的一个重 要基础，此时期发现的众多地层上的共存关系为后来的地层学研究提 供了条件。可以说，均变论与进化思想是环境考古将今论古原则的 一个重要的思维前提，而地层学则是考古学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贰世界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 以前)

27、19世纪中期，在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的欧洲一系列史前 考古学实践，显示了当代考古学雏形的各种特征。在他们的研究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后期环境考古理论发展的渊源。斯文•尼尔 森(SvenNielsen)是这一个地区最早过去的关注生存方式，并试图 通过考古材料推断史前生存方式科学家。尼尔森运用模拟实验和民族 志标本进行系统比对以确定石器与骨器用途的尝试，被认为是最重要出现功能过程甚至过程考古学的萌芽。1984年张光直 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做了九次演讲，包括文化生态学、聚落考 古学等国外的早期功能过程考古学思想在国内得到宣 传。1990年，俞伟超先生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

28、 序言中，全面地分析了外国的考古学发展脉络，介绍了外国主流的考 古学理论流派和方法，并在文章的最后肯定了中程理论的研究，呼吁 中国考古借鉴国外的方法。两位先生尝试用国外新的理论方法来推动 我国学术演讲的努力，深深影响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学工作者。1987 年，以侯仁之院士为主任、周昆叔先生为副主任的北京城市古迹保 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在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文物管 理所的合作下开展了上宅遗址与平谷盆地的环境考古。这次由周昆叔 先生提议并完成北京地区环境考古研究，将人地关系的演变作为了研 究主题。该考古实践证明：动态的解释在探讨史

29、前环境变化与人类生 存空间的转移上，以及从环境变化，生产的发展到阐述北京城的兴起 上是行之有效的，它实现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考古研究。1987年周昆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标志着现 代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开端。1989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北京环境考 古中主要讨论了北京地区30000年来环境变迁与古人类活动的关系, 将古环境视为北京史前文化的重要渊由。周先生结合对待古环境与考 古学文化的观点，意味着环境与考古自此正式从两个独立研究的 部分走向了交融。这篇文章也被刘东生先生认为是中国第四纪地质与 考古文化结合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91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关于 环境考古问题中，再次强调了环境考

30、古的研究任务是揭示人类及其 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并力主环境考古与其他 学科的结合。作为中国环境考古的奠基人，周昆叔先生根据自身的实 践，并结合中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种可称为考古地理的环境 考古研究模式，在该模式下，环境考古工作首先是去探求环境演变规 律，其次是认识环境演变所引起的地质地貌变化导致人类生活场所的 变更，以及人类与文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具有了很深的自然科学 和历史地理学特征。2004年，汤卓炜先生在环境考古学一书中 系统地论述了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方法，并对一些专题 进行了论述。他将环境考古学定义为：根据反映古人类生活时期的环 境信息、资料及实物

31、，利用环境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古代人类 的环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一步弄清环境与人类及其文化特征、社会 结构、经济形态、生业模式的发展和演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一门学科。 汤先生在实践的基础上构架了一套以资源为中心的环境考古研究 模式，并从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积极地运用环境学理论 进行环境考古解释。汤卓炜先生的努力是一次中国环境考古与西方研 究接轨的积极尝试，标志着以遗址为中心、以资源获取为切入点、以 环境学理论为阐释工具的多层次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形成。2004年 陈胜前先生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从两个角度开展了考古学解释方 面的研究，一是在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的对中国农业起源的探索，二是

32、 在以遗址形成过程基础上对考古遗存的功能的探讨。这两个角度均考 虑到了环境变迁对考古遗存和文化变化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他的 研究并不是完全基于考古材料，而是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中提出问题, 从问题出发进而综合利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 为包括环境考古学在内中国考古学找到了 一条崭新的研究路线。他继 承了 Binford先生的研究方法，将文化作为适应手段而不是看作代表 人们共同体的遗存组合，这就为探索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的关系找到 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之后其他学者也借鉴了这条思路，将动物利用 与生业方式相联系，利用相关材料来形成一个推理的框架，而不局限 于分类和描述。20世纪80年

33、代以后的中国环境考古学，受到外国新思想和多学 科合流趋势的影响，出现了多种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批学者的 实践、引进与创新使得中国环境考古学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在传统的文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外，我们亦能看到早 期功能过程甚至过程主义研究的影子。中国环境考古学 的研究方向也随着研究方法的变化产生了包括：人地关系问题、遗址 域研究的引进、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考古 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在内的几个新的主题。与此同时，随着跨 学科合作趋势的加强，DNA、食谱分析、锢同位素、GIS环境考古等 新的科技手段也日益被应用到环境考古中来。与国际接轨、应用科学 科技和跨学科合作

34、似乎已成为中国环境考古未来发展的几大趋势。然 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的环境考古主流研究与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欧美一样，是以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为中心的。从研究理论与思路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环境考古大体上仍处于分类描述阶段。虽然也已经有一小部分关于家畜起源、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 文明产生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环境考古学角度的探讨，但毕竟不占 主流。整体来看，中国的环境考古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过程主义及后过 程主义学术环境下的环境考古学研究范畴，我们的研究多以客位 的视角看问题，并缺乏主动的解释。所以中国环境考古现在处于初步 发展时期。肆发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上世纪20年代初到现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

35、环境考古学取得 了很多的成就。从最初单纯的记叙环境到科学时代对人地关系的实验 求证再到今天在多学科，高科技的背景下解释人与环境关系的尝 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已逐渐走出了拓荒期，并在崭新的道路上成 长着。然而，由于作为科学的环境考古是从外国引进到中国的，时间 上与空间上的差异和长期的封闭发展导致了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起点 低、起步晚，并且不可能与国外环境考古学一样，在自身的理论建设 上走一条自成体系的道路。俞伟超先生提出，在过去的3040年的时 间里，我国的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建立我国各地区考古学 文化谱系这一基础性的建设上面，这样，尽管近40年来的中国考古 学研究其目标已达到欧美第三阶段的水

36、平，具体阶段还是走在第二阶 段的道路上。丰富的研究材料与相对落后的研究水平之间的矛盾是造 成我国环境考古工作科研成果一直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现状的重要 原因之一，对于不可再生的考古学材料来说，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也 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研究需要 改革，实现环境考古学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任重而道远。#p#分页标题 #e#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多学科的合流和外国先进 理论的引进，中国环境考古学界才出现了许多对于功能 过程方法论甚至是过程论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方面，传统方法与新理 论的博弈、各种新理论之间的交流，使得新时期的环境考古学界呈现 出许多种不同的面貌，为

37、环境考古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选择;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环境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的尝 试，并没有形成国外60年代以后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流派。一言以蔽 之，中国环境考古处于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转型时期，传统研究模式目 前仍主导着主流的研究工作，而新模式的指导思想正在孕育和萌发之 中。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它不仅左右一门学科的探索方向，而且 也涉及一门学科中的方法论设计和分析结果的诠释。而研究方法论的 转变是一个学科的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全新时期的标志，它不 仅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加科学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能赋予研究 者更为广阔和更有深度的视野，是研究工作进步的有力助推器。在国 外

38、环境考古的发展轨迹中，这样的转型在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左 右经历过两次，分别是从分类描述阶段过渡到功能 过程阶段以及从功能过程过渡到过程考 古阶段。根据国外环境考古学发展的轨迹，再结合当今中国环境考古 学界出现的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科学的、解释的环境考古学将是中国环境考古发展的大方向，并且，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 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国外理论的影响下成长，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借鉴国 外最先进的理念来设计自己发展的道路，去粗取精，在功能 过程考古学理论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发展到外国五十年 代水准的程度上对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进行尝试，从而少走弯路，实 现更加有效率的方法论上的跨越。要实现在传统的文

39、化历史考古学上 的超越，环境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一、概念体系的转变在传统的分类描述乃至功能过程的环境考古 研究模式中，对于考古材料的把握是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体系下进 行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认为：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一个特 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部分和作为这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的 自然环境的遗存部分组成的，进而，他们很容易将考古学文化作为整 体或其分区与环境背景进行对接，以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陷入 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将环境、人类活动与文化三者之间确切关系简 单化。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表示有时空特征组合的 遗存组合，代表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一体

40、系下，遗存，主要是 文化遗存，被视为是可以反映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发 展脉络的，因而可以区别不同的文化。然而，基于文化生态学背景下 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却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 同。在环境考古学的假设中，人是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并且遗存 （主要是自然遗存，其中包括纯自然遗存，也包括经过人类活动这一 文化筛筛过的自然遗存）可以反映出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自然 环境的适应。所以，环境考古学中的文化并非代表了特定人类共同体 的发展脉络，而是一种人类对于环境做出的适应性的手段（这一点与 新考古学的理论直接相关）。传统特定人们共同体文化的变迁即考古 学文化的变迁不一定归因于环境的变

41、迁，反过来，环境的变迁与考古 学文化的变迁也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作为环境考古学研究对象 的文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用以区分和代表特定人群的考古学文化 而是一种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会产生的动态 的文化。明确了文化的概念，环境考古研究的对象则也需要发生转 变。首先，我们的研究不能再以一个文化区为中心，而应该收缩到一 个聚落或者一个遗址的范围。因为主要根据器物特点划分出的传统文 化区的面积一般非常广阔，内部环境异常复杂，在同一个文化区内产 生一致的环境考古学中的适应性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一个 聚落或者一个遗址内，相对单纯环境条件则为环境考古进行人地关系 分析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

42、了可能。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主要 根据遗物进行区分的文化区，而是主要根据遗迹区分出的聚落或者遗 址，相应地，环境考古的分析单位则应该从遗物向遗迹上转变。二、中心问题的转变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基础性建设基本完成, 高科技的断代测年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环境考古研究重视聚落遗址而 淡化文化区概念的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的中心问题也面临着从传统的 分期、排队和划分类型到对考古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的转化。中心问 题的转变，要求考古学家在传统的对于考古材料外观、质地、年代和 演变等比较表面化的认识上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挖掘，要求考古学家将 材料和环境联系起来，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方法为手段，在充 分考虑到人类

43、能动性的基础上解释考古材料与现象。这个转变，如俞 伟超先生所说，实质上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 而建立中间环节的理论。环境考古的研究如果不从传统的历史唯物概 念的直接解释中跳出，许多现象是过渡不到普遍规律性的认识上去的, 那么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将停留在静态的文化区划分上而止步不前, 对于人地关系问题、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 考古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等问题的研究都将成为一纸空谈，与 此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将没有办法转化为其他学科可以利用和社 会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对环境考古研究的中心问题进 行转变，以获得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发展的历史。三、

44、研究方法的转变理论与研究目标的转变相应的需要一套与之 配套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基本围绕材料而做，因材料 而做，使得许多材料的丰富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同时影响了研究 的效率，往往造成了研究成果价值不高的局面，阻碍了我国环境考古 学的发展。基于新考古学理论的环境考古学应该完成从以材料为中心 到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我们应该意识到，提出问题比解 决问题有着更大的价值，比起围绕材料进行分析的传统做法，以推论 或者演绎的方法验证假说将给未来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带来更多的 课题，同时也带来更旺盛的生命力，为我们探索社会变迁程序的一般 规律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持。另外，新时期环境考古学的发展，

45、还应该 摆脱传统上孤立的考古学发展的模式。在当今学科合流，边缘交叉学 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多学科的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环境 考古与生物、地质、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势必 将给环境考古带来更广阔的学科视野，给予环境考古研究课题的提出 与解释更加强大的科技和人文支撑。#p#分页标题#0#四、走自己的路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环境考古萌芽以来，我 们就一直在基于国外发展的前提下发展，环境考古作为一件舶来品, 受到外国的理论、方法、技术各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国外的先进理念 与技术无疑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然而，我 们还应该意识到地域与文化性差异的存在。国外的先进

46、理论都是在基 于国外大环境的背景下循序渐进地产生的，它们深深依托于自己社会 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土壤，有些理论固然先进，用于我国也不一定适 用。所以，在借鉴外国的理论与技术（尤其是理论）时，我们不能全 盘照搬，全盘模仿，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我国环境考 古指导思想的发展就无需照搬国外逐步进行从文化历史时期、功能 过程到过程考古的过渡，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后两个 理论阶段一起发展，实现理论上跨越式的进步；主要基于新考古学理 论发展起来的现代环境考古学也不必拘泥与新考古学的全部理论，还 应该认识到新考古学理论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在重视研究方法科 学性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历史学的价值，正视考

47、古学在了解人类历史 上的作用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的重要性，并充分地意识到人 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对考古学家的释读能力和考古 材料的信息含量有一个客观合理的认识。最后，我们还应该在不断地 实践中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环境考古理论，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 道路。伍结论本文从国外环境考古思想史的角度入手，以学科研究理论的变迁 为标准，将国外环境考古学分为了分类一一描述、早期功能一一过程、 过程考古和景观考古学四个阶段，详细考察了外国环境考古学从产生 到成熟的发展脉络。随后，作者对比了中外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把中国环境考古学史分为分类描述和功能 过程阶段两期，提出了中国的环境考古学

48、无论从理论 还是从实践上都有加以改革的必要，以加强它的科学性的观点，同 时将新考古学理论看作未来中国作为科学的、解释的考古学理论发展 的一大归宿。在全面认识国外环境考古发展历程以及国内环境考古的 现状与发展趋势后，作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环境考古学处于一个重要 的转型时期，如何在这个时期实现从理论、方法到研究成果上更大的 突破则很大程度上依仗于概念体系、中心问题、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及 对自身道路的科学规划。的研究方法论贡献之一。他还第一次将生计发展与技术变迁联系起来 研究，这也许是用过程方法来解释史前变迁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学 家约翰•亚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 (JohannesJ

49、apetusSteenstrup)在发掘丹麦泥沼的过程中，揭示出 一种森林变迁的方式。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开始 意识到文化进化与环境史的联系，并在最后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 铁器时代分别与森林变迁的松树、株树、榆树阶段相对应，完成了汤 姆森三期说中的器物序列与环境变迁的对接。詹斯•沃尔塞 (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麦的原始古物一书中将汤姆森三期 说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并将其与尼尔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发现结合 到一起，从而对丹麦史前史作出了一种总体的解释。1846年以后， 沃尔塞访问了不列颠和爱尔兰，对这些国家史前遗存的观察使他深信 汤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欧洲的。19世纪50年代初，以沃尔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约翰•乔治 &buH;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