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融资体制的变迁与信用关系的转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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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资体制的变迁与信用关系的转换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陈国富第一节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融资体制的变迁一、“放权让利”改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在计划体制下，国有经济居于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是依赖两种紧密相关的制度来维 护的，一是国家单方面决定分配比例并拿走全部剩余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以财政为主体的 高度集中的投融资体制。二者分别从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环节维系着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 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运用政府的高行政动员机制和高强 度的控制力，使国民收入分配最大限度地向政府部门倾斜。凭借这种政治性动力机制，国家 不仅积累了规模可观的国有资本，而且还实现了经济的快

2、速增长。然而，经济增长速度虽快， 但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多。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也使国民 经济积累了深重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放权让利”便成为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放权让利”的直接后果是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导致收入分配迅速向居民个人 倾斜。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50.7%持续提高，到1995年达到73.6%,而企业和国 家财政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0.79%和16.85%分别跌至1995年的15%和12.3%（吴晓求 等999）。国民储蓄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大体相同的趋势，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 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另I为23.5%、33.6

3、5%和42.85%,至IJ 1996年贝I）依次为.75%、20%和5% （张 杰，1997）o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其意义是深远的：首先，它使居民收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居民收入基本上属于消费性收 入，主要用于现期的消费。1978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逐渐超过现期消费需求，剩余收入 的形成后，收入资本化的需求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其次，它为打破资本积累的国家垄断、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经济改革以 前，国家拿走几乎全部剩余，低工资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居民个人失去了资本积累的基 础，资本积累成为一种特权被国家垄断着。因此，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是不可能自发生长 出非国有经济的

4、。但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个人倾斜以后，居民个人掌握了这部分“剩余”收 入的控制权，从源头上形成了国家不能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从经济流程来看，这部分剩余 收入既可以进入国有银行体系，从而成为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来源，但也可以不进入 停止投资项目和企业向国家银行转嫁不良资产，并逐步在提高企业效率的基础上化解当前银 行货币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减轻银行货币体系的金融风险。第四节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一、民营经济的生成机理（-）公有产权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一直被视为消灭剥削、实现经济平等的制度基石，公有产 权便被视为实现这两种生产性资源直接结合的产权形式。从法权形式来看，公

5、有产权就是 由多人对同一财产对象享有同等的权利（荣兆梓，1996）。公产成员间财产权利的等同意味 着公有产权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第一，公产成员与劳动者集体必须是严格同一的。公产 成员规模不管有多大，每个适龄的劳动者必须能在公有制经济中获得一个劳动岗位。反过来, 公产规模不管有多小，它都不能将任何一个适龄的公产成员排斥在就业岗位之外。否则平等 的财产权利就会被不平等的就业权所否定。这是公有产权量的规定性。第二，劳动平等成为 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公有产权消除了公产成员之间财产权利的差异，因此，财产权利不再构 成个人收入的源泉。财产不再有“自然果实”，因而个人不可能拒绝劳动。在公有制经济中， 劳动成

6、为一切个人收入的源泉，并成为收入分配的唯一尺度，因而劳动者必然“各尽所能”。 如果对劳动贡献的计量不存在信息成本，那么可以导出，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充满活力的。这 是公有产权质的规定性。但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又必须要求有一个反映两种资源之间技术构成的数量比 例关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一定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其规模和结构都是 历史的遗产。两种资源之间的技术构成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所有制的性质 如何变化，由技术构成所决定的数量界限都将难以突破。在现实的公有制经济中，两种资源的结合要么以技术构成为约束条件，按照生产资料的 规模决定就业规模，要么以公有产权的社会性质为约束

7、条件，按照人人有就业岗位的标准去 分享或肢解公有资产。公有产权从确立之日起，两重标准就始终交织在一起。只要公有产权 量的规定性受到技术构成的冲击，就必然导致劳动力或生产资料越出公有产权的边界而寻求 新的结合方式，并最终确立起新的经济形式。下面，我们将揭示劳动力和资本资源是如何越 出公有产权的。（二）劳动力资源的“溢出”公产主体需要有一个能够代表其公共意志的现实机构。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国家作 为超越任何个人之上的社会机构便“自然”地充当了全民产权的代理人。全民所有制演变成 国有制，原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双重标准便转化为国家政策的两难选择。在城乡关系政策上，国家一方面要坚持技术构成标准。

8、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严重短缺的资 本资源迫使国家放弃让它们无差别结合的幻想。国家通过户籍管制等手段严格控制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流动。国有经济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占有财产，但真正能够与全民财产直接结合的却 只能是城镇职工。“全民职工”只能是人民总体的一个较小部分。另一方面，国家在城镇国 有经济部门又要坚持“劳动者主权”，尽可能保证人人就业，于是在国有经济部门超额吸纳 员工。城乡分割政策既造成了庞大的农村人口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又造成城市国有经济部门 20 30%的隐性失业率。有限的国有资本无法容纳庞大的就业人口，60年代早期，国家向 农村遣返了 2000万工人，后来又以政治手段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7

9、0年代末，国 有经济部门已经没有能力继续用“隐性失业”的办法维持过量的冗员。在产业政策上，由于国家担当着推动工业化的角色，在自身目标函数的约束下，国家制 定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赶超战略。重工业是资本高度密集型产业。国家一方面要在 这一产业内部遵循技术构成标准。为了动员资本资源，国家实施低利率、低汇率和低的材料 供应价格政策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林毅夫等，1994）。同时对容纳较多 就业的商业、服务业进行压制。这种发展战略和政策极大地约束了资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全民产权的代理人，又担负着创造更多的就业的职责。在国有资本存量 不变的条件下，要创造更多的就业除

10、了增加冗员以外，就只能依赖国有资本的存量分解，加 大对就业弹性较大的产业的投资。结果是，国有资本的产业布局越来越分散化，战线越拉越 长，有限的国有资本遍布从饮食到远程导弹生产等几乎所有的工商领域（吴敬琏等，1998）。国家政策顾此失彼。70年代以前，国家还可以通过向农村转嫁危机，或者增加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投资勉强维持公有产权的量的规定性。但是到了 70年代末期，随着1700万知青 返城，人人就业已成为理论上的虚构。规模可观的劳动大军被排斥在国有产权以外，这在客 观上为其它经济成分的发展准备了劳动力资源。（三）资本资源的“漏损”仅有劳动力要素还不足以在国有经济之外确立起的新的经济成分。如果国家不

11、放松对资 本资源的绝对控制，新的经济成分就没有赖以发育的种子。但是，公有产权的内部矛盾同样 会导致资本资源越出它的边界。不同的是，资本资源的越出有着自身的逻辑，也更加发人深 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放权让利”和城乡经济中承包制的推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越来 越向个人倾斜，居民手中积累了不少的闲置资金。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一部分的“剩余”收 入享有所有权和支配权。从经济流程来看，这部分剩余既可以进入国有银行体系，从而成为 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来源，但也可以不进入国有银行体系，通过民间借贷等方式成为 非国有经济的资本来源。所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以后，非国有经济的资本积累已不再 有所有权方面的障

12、碍。只要管制有所松动，这部分越出公有产权的金融资源就随时可能成为 非国有经济的种子，一旦政策允许，这些种子便会破土而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个人倾斜，还只是为非国有经济积累资本提供可能性，要使这种可 能性转化成现实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条件。如果国家能够通过国有银行把散布于居民手中的 所有“金融剩余”集中起来，在国家严格控制之下，再转贷给国有企业，那么，其它经济成 分由于得不到金融支持，还是无法进行资本积累。但是，由于控制成本的约束，以国有银行 为媒介的间接融资体制事实上存在“缺口”，它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实现“金融剩余”的集中 与转移。因为可积累的收入已分配到了居民手中，他们有权选择财产的形式，有权决

13、定资金 的投向。正是从这一缺口漏出去的金融资源，成为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国家如 果堵截这一缺口，不仅需支付高昂的管制成本，而且还会极大地损害金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 效率。令人困惑的是，在国家的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中，有不少都是旨在堵塞这一缺口。为了 弥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配份额的下降，国家建立了一个由国家控制并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 融体系，通过大量设置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垄断存贷款业务。同时，对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 加以限制。居民出于对国有银行的信任，在金融资产短缺的条件下纷纷将储蓄投向国有银行, 然后再由国有银行贷给国有企业。已经越出国有产权边界的大量资源就这样又重新被吸纳进 来。但是，缺口

14、并没有堵住，反而以各种方式越扩越大。首先是民间借贷。这是一种在国有金融体系之外的借贷行为。国有金融无论是融通资金 的数量还是服务方式，都无法适应个体、私营和小集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和运行特点。为弥补 这一缺陷，民间借贷市场和民间金融组织自发兴起。民间借贷简便灵活，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以温州农村为例，家庭工业发展所需资金 中，只有20%来源于国有银行，而80%则来源于民间借贷市场。其次，是国有银行开拓金融灰市。在计划体制下，国有银行只能以国有企业作为资金的 供给对象，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金融红市交易关系。但市场化改革大大刺激了国有银行追求 自身利益的冲动。在

15、利益驱动下，它们采取“同业拆借”或其他迂回方式逃避贷款规模控制， 以达到向非国有经济放贷的目的。结果，由国有金融体系内部派生出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灰 市。当然，其中不乏违规、违法的特殊交易。但在客观上，灰市交易一定程度地推动了非国 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由此获得了难得的金融支持。“放权让利”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接着通过融资体制缺口使一部分金融资源越出 国有产权边界，最后成为民营经济的资本来源。已被排斥在国有产权之外的劳动大军与这些 资本资源结合后如鱼得水，结果导致了民营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二、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民营经济艰难地在公有制经济的狭缝中得以生成，并且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超常规

16、发展, 迅速地改变了自身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经济凭借有利的初始条件和政策支持成为国 民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80年代后期，在地区间竞争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集体经济 取代国有经济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90年代以后，集体经济出现停滞趋势, 但民营经济的崛起迅速弥补了经济增长的缺口，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民营经济在公有制经济的运动中内生出来的事实掩盖不了其发展中所遭遇的政策性歧 视和体制上的障碍。它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的主要力量的事实则意味着解除这些歧视和障碍变 得非常紧迫。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 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

17、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 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它很难与民营经济相兼容, 所以目前民营经济的融资面临的是体制性障碍。(-)“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与财政性融资体制比较，借贷型融资体制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预算约束：在国有企业 和国有银行之间，预算约束依然较“软”；但在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预算约束却是“硬” 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红市交易获得大量优惠贷款,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 国有企业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有企业而言，资金一到手，风险就可以 外部化，甚至可以赖帐不还。在这种软的预算约束下，一笔

18、资金的注入引起的往往不是经营 绩效的改善和财务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大的资金需求。国有企业因此对银行贷款形成更强的 依赖倾向。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尽管金融红市使它不堪重负，但由于存在“人质”问题，一 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提供贷款。结果，使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 稳定等因素所约束而失去增值的属性。国有企业融资强烈依赖着这种金融体制，但这种体制却与民营经济相排斥，原因是，这 种体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特有的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上的，而民营经济几乎与预算软 约束无干。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反映在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 因为，给国有企业贷款，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

19、，如果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若成为坏 帐，则要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 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因为钱闲置在账上，风险损失由国家 兜着；如果贷出去收不回来，风险损失及其责任则由自己承担。目前，由于国有银行的精力 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 趣。中央银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结果，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 业提供贷款了。“软”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之度身定制，贷款申请和 放贷也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耗力，也只有国有

20、企业才付得起这 一过程的高额成本。“硬”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要求民营企业符合担保条 件，尽管在理论上很多资产都符合担保条件，但在实践中，只有房地产才是最主要的担保品。 但土地的法定占有权基本只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拥有，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拥有土地和楼 寓的法定占有权，因此，它们难以以之做抵押，获得所需要的贷款。（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1985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由此确立了一种刚性依存关系，国 有银行代替国家财政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对国有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内源性的融 资机制。所以，外源融资成为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融资形式。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外源融资

21、不同，这里的银行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决 定信贷的投向与数量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 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对 信贷的需求，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张杰，2000）。国有银行的行为目标被锁定，那么，国有银行所能做的就是履行目标所规定的职能。 这种规定性表现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由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事先给定, 国有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似乎可 以选择，而事实上却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排斥了

22、非金融因素进入存 款市场，使国有银行之间对居民储蓄的竞争具有“兄弟竞争”性质，竞争以共同的利益目标 得以维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外源融资机制先是锁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从而限定住国 有银行的选择行为，最后形成对居民储蓄的垄断。这一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 国家在链条的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国有银行居于链条的中间, 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传输这种免费资本。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对民营企业而 言，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因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民营经济都具有排 斥性。所以，民营企业实际上至今还不存在支持其外源融资的正式机

23、制。外源融资的正规渠 道基本上被堵截，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只得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民营经济自 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的投入结 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内源融资适应的就是这种投入结构，但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则需要提升资本劳动比例，相应地，应当构建与之对应的外源融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 们看到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和正遇到的困境。（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对于民营经济而言，现行的融资体制的外生性不仅表现于其国有经济导向上面，而且 还表现在其信用的性质和方向上。现行融资体制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 用关系以国家信誉为依

24、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活动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 即自下而上。国家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也只有国家 才有动力维护这种信用体系。迄今为止，国家通过维护纵向信用，大规模地吸收居民储蓄, 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 和社会稳定。但纵向信用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因为它不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也不依赖社会成 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而是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在强制。但国家的外在约束要受到信息成本等 因素的制约，如果社会成员预期到国家约束的缺陷，就避免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所以， 在这种信用体系内，内生出了大量的不良债

25、权。赖债风气的盛行不仅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 也增加了维护纵向信用体系的成本。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维护其良好的内源融资机制，而且更需要塑造一种外 源融资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支撑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机制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 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现行的融资体制与 民营经济不相兼容，从信用关系上说，是指纵向信用并不构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那 种主张成立国有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试图将纵向信用引入民营经济的想法 可能忽视了信用关系的兼容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过去的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 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

26、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世界 银行（1989）认为，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无法完全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它们所需要的金 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存款的费用与交易数额的大小 无关。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其经办的业务不相适应。 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 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信用关系的排斥性，一些民营企业为求发展，常常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许多民营 企业为便于经营以及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而把自己装扮成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果 是，由于它们没有清

27、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组织，因而加大了银行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难度。 迄今，会计体系的资料不能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共享，民营企业通过回避正规的会计 体系或者同时做几本帐，银行无法对这些企业的资料进行监督和审计，也不愿意接受其不可 置信的经营状况的证明。所以，信用关系的排斥性是信息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金融机构和 民营企业间的经济往来表面上是受信息问题的困扰，实质上是受信用关系的排斥。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受横向信用短缺的制约，乂受纵向信用负面的牵制。如果让 民营企业挤入纵向信用体系，则不仅会加剧纵向信用体系的恶化，还会妨碍横向信用的发育 和成长。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走出信用

28、困境需要国家逐步退出 纵向信用体系，以便为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民营 经济不能从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但民营经济也不会轻易放弃向国有 金融寻求支持的努力。民营企业可能以各种不正当手段向国有银行“公关”，以图扩大金融 灰市的规模。并且，效益越是不好的民营企业，以这种方式寻求金融支持的动机越是强烈（张 杰，2000） o所以，两种融资机制的并存，不仅造成一部分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它还是金 融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三、制度的内生性与信用关系的重塑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受到现行融资体制的排斥，但是，至少有两种因素会促使内生性的 金融制度的产生，一是现行

29、融资体制高昂的维护成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前者 已使国家不堪重负，若继续维持这种体制，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将会危及经济安全。 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对这种融资体制进行调整。例如政府1995年以后, 一方面强化了贷款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 提供信贷。但是真正能诱导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自身，因为内生性的融资 机制就存在于民营经济的流程之中，它是在民营经济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基础上发育而成 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 出增长的金融需要。中国80年代兴起的乡村非正规

30、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 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 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同时乂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收回。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在这里以 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找到了解决途径，也证明了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 意义的。现行的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性的，因此，不宜通过对这种体制的有限调 整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不可能从现行的融资体制中找到生长点, 它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运动中生成。那种主张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国有中小银行，然 后通过这些银行给予民营经济以金融支持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存疑的。无

31、视实体经济领域 和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主张小的民营经济就需要小的金融机构为之 服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机械思维而构造的搭配关系。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中国的金融 领域除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以外，政府还应允许国内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在放松 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同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民营经 济首先从其内部获取必要的金融支持，让民营经济通过其内部之间的资金流动缓解资金供求 矛盾，让它们在资金借贷活动中自我调试、彼此约束。民营金融机构不大会受政治因素左右， 其经营将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导向。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 特别是

32、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上，而这类企业的数目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大多数。这 些民营金融机构将不会歧视现有的顾客关系，它们将在市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会不断创 新，以各种新的方法开展业务。内生性的金融活动开始可能是无序的，但产权的约束会将这 一活动导向有序。为了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国家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体制约束，积极推进 金融自由化进程。利率的自由化不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获 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很多的实际利率；进一步地，让它们 获得贷款对它们来说比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重要得多。国家的职责是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 责任，为民营经济提供平

33、等的制度保障。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需要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 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一个良好的借贷人、一个运转正常的金融机构和一个公正 高效的管理者缺一不可。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在未来的经济转轨和 经济增长中再创佳绩。第五节信用关系的转换与社会信任结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信任是信用的前提，信用关系的转换依赖社会信任结构的转变。 在促进或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诸社会因素中，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信任无疑是决定性因素。信 任的强度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并制约着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 择。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种合作

34、是在分工基础上通过交换实现 的。而这种合作秩序能够以一种自发的方式扩展，在于它反过来能够推动分工进一步的发展, 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将更多的社会成员纳入分工体系，推动实现规模经济。市场经济的这种扩展秩序是需要信任来支撑的。首先，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是信 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全面渗透。储户将存款存入银行是对银行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信任; 银行将贷款贷给企业是对企业家的能力和信誉的信任。信用关系从最初的银行业务和经营活 动已扩大到几乎所有的支付活动和交易过程。如果没有信任作支撑，这些活动根本就不会发 生。其次，信任是契约具有约束力的重要保证。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广泛的契约化基础上的。 签署契约有利于提

35、高交易的效率和扩大交易的范围。但是哈特(OliverHart)指出，任何契 约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契约的不完全为当事人的利益争端留下可能性。当契约的一方拥有信 息优势时，他可能会利用这种优势谋取额外的利益。如果契约当事人互不信任、丧失责任感， 不遵守契约伦理，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诱使对方落入某种圈套, 那么任何契约都会失去约束力。没有信任，人类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交易活动。所以，现 代市场经济其实是建立在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传统可以称 之为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同样重要。交换的实现、合作的扩展和

36、组织内的协 调虽然依赖许多基本的社会机制，像产权、契约和法律，但作为社会成员相互信任基础的不 成文的道德规范可以大大减少经济学家称之为交易成本的东西，像谈判、执行合约的费用等。 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使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得以顺利运转，它能够在很大范围里替代烦琐 的正式制度、合约、诉讼和官僚体制。现代社会分工的深化，将每个人纳入庞大的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运转迫切需要一种 与之配套的庞大的信任结构。然而市场在推动分工的同时，却为自己设置了限制。分工既使 各个生产者在单一方向上获取和积累知识，从而大大加快知识积累的速度，但也造成了各个 生产者知识结构的偏狭。他们在越来越成为特定领域里的“专家”的时候，

37、也在自己周围造 成一种无形的屏障。专业化分工造成“知识的分裂”。哈耶克(Hayek)认为，知识的分裂 造成一大后果就是人们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任。今天的工业社会中，几乎每个成员都陷入了“专 业陷阱”，成为分工链条中的一个部件、一个“器官”，并造成了他淡漠于专业之外的人和事 的“工具性格”。市场机制在推动分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时，却没有能够同步地塑造出与分 工发展相适应的信任关系。市场在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向导的同时，却把培育信任感、塑造 社会信任结构的任务留给了人类自己。这也为人类创造社会文化提供了广阔的领地。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而也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承接了不同的信任结构。 这里借用帕森斯

38、和希尔斯(T. Parsons and E. Shils)提出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普 遍主义(Universialism)这对概念说明信任结构的差别如何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信任结构”(Structure of trust)。特殊主义“凭借与 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普遍主义则是“独立于行为者 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二者的区别是，支配着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 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相对而言，前者构成了较小的信任结构，后者则是范围广泛的 信任结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聚族而居是社会的主要生态

39、形式。故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 纵贯轴。中国人一直以“家”为原型来理解人伦，诠释社会秩序，从而培植出了一种充分体 现特殊主义逻辑的信任结构，即“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解释说，儒家最考究的人伦，是 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以己为 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 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超出宗族的圈子进入大社会，仍将这种差序标准以血亲变种和假亲缘的形式套用过来。 从社会整体来看，选拔官员的科举制曾带来十分有限的普遍主义，并为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 一个

40、高效能的管理与秩序。但这一点点普遍主义也一直处在特殊主义的渗透与包围之中。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结构的这种状况对华人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相对狭小的特殊主义信任结构无法支撑大范围的社会分工，从而扼制了远程贸 易的发展。根据经济学者周其仁先生的研究，古代中国已有较为发达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但这仅限于村落之内。远程贸易需要某种超个人的力量保护产权和维持交换关系。古代中国 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种力量，反而不断强化它的抑商政策。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仍没有把基本的认同和信任扩展到陌生人，信任的圈子仍然局限在宗族或“朋友”之内。其次，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抑制了大规模的融资和投

41、资活动，因而难以建立大型的 现代化企业。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在差序 格局的社会里，融资只能在有特殊纽带的人群或单位之间进行。融资的范围难以跨越特殊关 系的圈子。因此，华人社会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小型的家族企业成为工业的中坚力量。最后，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妨碍了企业家市场的正常发育和专业经理人员的选拔。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断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但企业 家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与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相吻合。这样，那些具备企业家才能却游离于 信任圈子以外的人就无法被任用。中国文化强调家族关系超越其他一切社会义务，这种强烈 的家族意

42、识损害了没有亲属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王安电脑公司的衰败在很大程 度上就是因为创办者王安宁愿把管理公司的权力交给经验不足的儿子，也不信任具有专 业 知识的公司其他管理人员。特殊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信任结构，但它并不总是现代化的障碍。虽然 国有银行体系，而是通过民间借贷等形式成为非国有经济的资本来源。所以，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变化以后，打破了国有经济在资本来源上的垄断，为非国有经济进行资本积累排除了一 个体制上的障碍。只要管制有所松动，居民手中这部分金融资源就随时可能成为非国有经济 的种子。国家一旦容许其他主体进行投资，这些种子就会破土而出。第三，它改变了经济发展融资模式（即融资

43、体制）的流程。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的 发展依赖于一种以财政为主体的融资模式。国家在这里充当资本流动的中介，它把国民收入 的大部分通过财政集中起来，再直接分配给它所选择的国有企业。这一时期，融资的流程是 在财政的框架下完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财 政已经无力承担原有的集中国民收入和直接投资的功能。为了弥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配份 额的下降，国家建立了一个由政府控制并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通过设置大量国有银 行分支机构垄断存贷款业务，然后，再由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注资。这时，融资的流程变成 一种以国有银行中介的借贷过程。二、从财政型融资体制

44、到国家借贷型融资体制在计划体制下，融资体制是在财政的框架下运作的。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由国家财政集中， 资本积累和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完成，项目完工后，在交给国家所选择的企业使用，企业按 计划进行生产。国家确定分配标准，并拿走几乎全部利润和折旧基金，之后又再次通过财政 进行积累和投资。国家不仅充当资本流通的中介，而且控制着经济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从 融资的角度看，这种体制可以称之为“财政型融资体制”。但是，分权让利的改革是这种模式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迅速向居民个人倾斜。居民个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9%上升到目前的 79%以上。而在国家财政对国民收入分配

45、的集中度从过去的最高时的近50%下降到目前的 9%左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改变了国家融资的基础，财政融资的基础是用于积累的 国民收入没有分配到个人手中，而是由国家代表全民直接拥有。但现在这些收入被分配道居 民个人手中，如果国家不放弃对资本实行行政分配的体制，就必须通过控制银行，才能将迅 速增加的居民个人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企业财政注资的萎缩。这样，国有企 业的资金来源就由过去的财政拨款变为银行贷款。相应地，融资体制由财政型融资体制转化 为国家借贷型融资体制。在新的融资体制中，尽管国家继续充当融资的中介，但国有企业的真正出资者已由国家 变成居民个人。与财政型融资体制比较，银行借贷

46、型融资体制内的预算约束呈现一种不对称 特殊主义在本质上注定要超越规章的束缚，从而增加建立制度化秩序的难度。但特殊主义人 际关系中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加强了成员之间的依恋从而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在经济上有利 于从事长期交易和经济组织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特殊主义只宜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是 不须也无法铲除的。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得到较为 充分的发展。在西方社会中，私人产权一直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普遍主义得以发育的基本 条件。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是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前提，它使个人意志自由的实现获得了物 质手段。哈耶克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

47、，是个人自由不可分离的部 分。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当个人财产权利被 视为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终于获得了超越血缘宗法关系建立平等关系的 普遍主义标准。对别人的认同和信任可以建立在对对方的财产权利的尊重的基础上。但对西方普遍主义发展的理解，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传统。宗教的虔诚 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还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在神圣上帝的观念下， 派生出两种观念：一是君臣父子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二是上帝对每个人都公道。经过近千 年的基督教化，个人人格上平等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在经济交往中，亲缘上个别 的和私人关系不

48、再具有支配性的约束力量。从事交易的各方同为“上帝的选民”，因而应当 一视同仁。恪守信义，在世俗职业中克尽职守，被诠释成为响应“神的召唤:这种对“上 帝”的共同信念逐步演化，成为超越私人联系的一种力量，最终使普遍主义得以确立并成为 支配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范式。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成为支撑西方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为西方市场秩序的扩展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首先，它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展。从夫妻之间，扩展到家庭其他成员 之间，再扩展企业之间，进而扩展到国家之间。分工越细致，比较优势的组合效应就越显著， 资源配置的效能就越高。其次，普遍主义支持法治精神，有利于理性化制度的建立和运转。 讲究原则、不殉私情

49、、崇尚法律已成为大多数西方人恪守的行为规范。严肃的法律和制度为 经济交往中的人的行为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预期，人们之间的交易和合作就能得到很好的维持。 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最后，普遍主义有利于组织的重组， 从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调整。在普遍主义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信任感强度较弱，但“脆弱的依 恋对于维持个人的流动性和一种流动的适应性强的社会结构则是必要的”（布劳，1987）。在 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中，个人更容易进入或退出某一组织。社会成员的适度流动也是市场经 济配置人力资源的内在要求。但普遍主义发展到极致会使维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仅剩下冷冰冰的原则。人与人的关 系会异化成流水线两道工序之间的关系，或异化成契约中干瘪瘪的权利条款和义务条款之间 的关系。实际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只是相对的。特殊主义的标准在推行它们的圈子中则具 有普遍主义性质，而普遍主义的东西在更大范围里有时又变成特殊主义的东西。在宏观结构 上、特殊主义是一条条分界线，它把社会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