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与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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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温世扬教授： 各位教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民商法顶峰论坛第十七讲现在开头。本场讲座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讨论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教授主讲。每当孙教师有新的讨论成果，都会来到我们学校传经送宝。今日，孙教师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讨论成果。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担当本场讲座的评议专家，他们分别是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韩松教授、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蔡立东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农村讨论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商讨论副编审耿卓教师。出席本次讲座的嘉宾还有来自本校和兄弟院校的教师们，他们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陈小君教授、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涤宇教

2、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张定军副教授和冉克平副教授。让我们对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热闹的欢送。下面有请孙宪忠教师作题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进展与改革”的演讲。 孙宪忠教授： 各位教师、各位同学，你们好。特别感谢大家的邀请。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兼职教授，有义务常常回来给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同学们汇报我的学习心得。今日我跟大家沟通的内容是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进展和改革的初步设想。今年，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各地调研，重点还是农村集体组织和土地，这与陈小君教师团队的工作有共同之处。我走过的地点有经济兴旺的上海郊区（松江和奉贤），大量劳务出口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山西的一个典型农业县，以能源开发为重点的陕北地区

3、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查，我更加体会到我们的国土多么的宽阔，同时也感受到现实做法与现行立法的差异有多大。现行立法和现实做法不全都，这是我国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土地权利最为显著的问题。我们应当正视这个问题，也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法律与现实生活长期的不全都的现象是不正常的。 我向大家汇报的第一个局部，是目前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制度设计问题。事实上“集体”这个名词以及法律形态并非传统民法的概念，它是中国特别历史环境下的政治语态概念。当前，我国法律规定的“集体”有两种形态，一个是城市的集体，另一个是农村的集体。今日我们谈论的是农村的集体，也就是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物权法等法律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4、这个概念的法律形态。 农村集体的形态是从何时产生的呢？有些著述谈到，“农夫集体”这个概念起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月。精确地说，这个表述不精确。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中国农村开头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不管是开头建立的初级合作社还是后来建立的高级合作社，都是依据民法规章建立起来的，而并非依据民法规章建立的、符合现行法律制度中的“集体”，则是在20世纪60年月初期才建立起来的。在50年月这十年内，我国并没有现行法律规定的这种以“成员的共同劳动共同安排”为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50年月的合作社和60年月的集体形态是不同的。它们差异是什么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的土地全部权制度是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全部权制度，

5、是以自耕农作为根本农业生产方式、以家庭作为单位的土地全部权制度。所以，这种土地全部权实际上是以农夫私有、家庭全部作为典型的特征。后来由于要在中国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相继在50年月成立了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区分在于初级社保存了农夫最初的私人全部权，高级社没有保存农夫的全部权，但是保存了农夫在财产股份上的权利。这些合都是根据民法原理建立起来的，它们都保存了农夫个人或者家庭的民法权利。在初级社的形态下，人们更多的是采纳换工的方式来到达生产互助的目的。但是当时的土地全部权是没有转变的，全部权还是保存在家庭中。因而当时人们认为初级社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实现高级社会主义需要将全部

6、权交给合作社，农夫保存股份上的权利。在标准合作社行为时，出台了一个文件合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规定，农夫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个章程的编制遵从了民法的根本原理，民众个人或者家庭的民法权利得到了成认和爱护。 但是在1956年初级社到高级社刚开头转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兴起了一种所谓的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即人民公社，并在1958年开头在全国推行。何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彻底地毁灭了农夫、家庭或个人对土地在民法上的权利成分，这相当于土地的全部权已经归属于政府了，或者说归国家全部了，不再归属于合作社了。大家知道，人民公社的根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政”指的是政府，“社”指的是作为生产经济合作

7、的经济组织。“政社合一”实际上是把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为一体，叫做“人民公社”，由它来对整个生产经营进展指挥和安排。从这个根本特征，大家就可以看到，土地全部权已经转移到了政府的手中。在1958年之初，人们认为这种全部权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这是一种乌托邦的看法。政府或者国家直接从事农业生产隐含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很快暴露出来，甚至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峻的政治灾难。因而在1962年，国家对这种政府土地全部权进展了巨大的调整。在国家政策层面，消失了对后来的农村土地权利制度发生了根本影响的六十条。人们也称之为“人民公社六十条”，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国家法律，而是一个执政党的中心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才消

8、失了我们现在法律上规定的“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以及一种新型的土地全部权的法律形态。 这种形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简洁的来说，就是在农村中建立“共同劳动共同安排的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并把土地的全部权交给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和人民公社之前的合作社的法律形态是不一样的。建立这样的组织，由于执政党总结了农夫失去地权的教训，熟悉到1958年到1962年的土地国家全部权是不胜利的，因此产生了将土地还给农夫的想法。但是，基于当时人们熟悉到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缘由，“人民公社六十条”在把土地全部权还给农夫的过程中，没有把土地全部权复原到初级社或高级社时期那种状态，也就是符合民法原理的状态，而是把土地

9、交还给了“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农夫集体”。为了强调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时候建立的这个组织体，在原理上与民法彻底割裂。 从法律上看，这种集体形态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体”并不是民法上财产的组合，并不是民法所说的入股形成的合作社；而且，这个“集体”被刻意的建立成为不具有法人特点的组织体。在法人形态中，成员根据自己投入的财产股份享有权利。但是，集体中的成员恰恰不根据财产股份享有权利，而是依据是否为成员来享有集体中的权利，因此，小孩子一诞生、新媳妇一娶进门，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了，就在这个集体中享有权利了。这是最根本的特点。二是每个成员没有确定的财产份额。即个人作为社员在

10、集体中抽象的广义的权利，但是没有民法意义上的详细权利。他们的身份是特别的，享有的权利也是特别的。不但权利的取得有其自身特点，而且权利的毁灭也是担心装民法的规章。一旦成员离开集体，便不是集体成员了，也不享有集体中的权利了。这种集体组织形态的建立表达了当时决策者对这种经济形态的分析，即农村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可以制造无穷无尽的财宝，土地有力量不仅能够为农夫建立一种牢靠的生活保障，还能够给农夫供应充分的生产和生存进展时机，甚至还有力量支持城市经济的进展。当时人们认为土地农业具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提出了千军万马办农业、城市人都上山下乡搞农业的政策。 实际上这种设想也是不胜利的，根本缘由在于全球

11、经济进入工业革命后，农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农业不但不能够给整个社会国民经济进展供应巨大的动力，甚至不能为农夫本身供应的生存和进展的财宝，甚至为农夫供应的社会保障也是很缺乏够的。这样，农业相反成为了一个需要受到爱护的产业。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特别的必要的，但农业不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反而需要工业对农业进展反哺，需要工商业来扶助。我国并未建立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而是通过剪刀差的方式用农业支援工业。这种做法的结果就导致农业社会跟工业社会完全脱离。农业并不能成为现代化产业，同时也致使整个国家的进展并不顺当。这些问题我国执政者长期熟悉不到，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城市进展很快，而农村消失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事实上直到近一两年，我国才开头产生了把农业放在工业革命的情形下分析的观念，才熟悉到工业要对农业进展反哺，给农业供应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