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美于善 化育无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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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寓美于善化育无声匡a，外野修佻-府3il4卜界“*司，。支八川田威，节对仙孑&损r.M和烟冬&也用/巨H士“Ja，vnRs-3ff.r渔父图轴（中国画）吴镇颜氏家庙碑（书法局部）颜真卿颜氏家训内页颜之推美育，也称审美教育或美感教育，是教人认识美、感受美、 创造美的教育，在当代的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虽然“美育”之名由18世纪德国教育家席勒在其著作美育书 简中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但美育之实却是古已有之的。历代 的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都对美育有过深入的思考与实践，并 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宝贵的经验。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不论是 中国还是西方，都对美育的人格培养作用十分重视。换言之，美

2、育承担着一部分不可或缺的德育功能。厘清中西方审美教育在人 格培养方面的优势与特点，对当今的教育工作有很大裨益。寓美于善亚里士多德曾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 它善。”普洛丁说：“善在美的背后，是美的本源。”康德则认 为“美是道德上善的象征”。类似的，孔子十分重视乐教，他相 信“乐者，通伦理者也”，他理想中的音乐是“尽善尽美”的； 荀子更是提出“美善相乐”的观点，强调审美活动对道德的感发 作用；说文解字中也以“善”释“美”，认为“美与善同意”， 可见中西方对美与善的关系认识是趋同的。先秦时期，乐教是美育中最受关注的形式，但随着历史的发 展，它的作用很快被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所取

3、代，正如美 学家宗白华所说：“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 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替音乐的抽象艺术。”在书 法史中，王羲之“书圣”的地位素来是不可撼动的，对于这一点， 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给出了原因：“所以详察古今，研精 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换言之，相较于其他书家各 自的偏失，唯有王羲之能达到“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境界， 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德性，因此他的书法是无与 伦比的。西方的许多艺术实践往往也含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古希腊 的雕塑中，诸神祇和英雄都是常见的题材，这些人物往往拥有勇 敢、无私、坚毅、智慧等美好的品质，扮演着城邦守护者的角色。 比

4、如18世纪路易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用一种近似于受 难殉道的绘画形式，纪念和赞颂了为理想而死的革命者马拉，显 得发人深省、动人心魄。苏东坡曾说：“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 不贵。”所谓的“兼论其人生平”，实际上是把艺术家本人的经 历与人品也当成了审美对象，其评价标准也必然会从“美”延伸 至“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 更要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外向之所获得，而 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要之，艺术属于全人生，而为各个人 品第高低之准则所在。”寓教于乐好的艺术是美与善的统一，好的美育在提升审美的同时也能感发我们内心的仁与善。那么，这种美与善的互动

5、是否意味着某种说教或者道德压力呢？答案大概是否定的。事实上，东西方的 贤哲都非常重视艺术与审美的自发与自由。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所强 调的艺术活动中的“游”，正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类似于曾点所说“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的生活理想。庄 子的“逍遥游”更是影响了后世许多艺术家。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书法理论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 方面，他是宋代“以人论书”的首倡者和推动者，对书家的人品 非常看重；另一方面，他眼中的书法又是自由、快乐、放松的游 戏。他提出了 “学书为乐”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苦闷难 熬的炎炎夏日，欧阳修常常“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当

6、其挥翰 若飞，手不能止，虽惊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顾也“，又感 慨，“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已废去其愈久益深而 尤不厌者，书也“。在他的眼中，书法的魅力几乎是无可取代的。元四家之一的吴镇曾提出“游戏翰墨”的观念，“墨戏之作, 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在许多画作的题跋落款中， 他都自称是“戏笔” “戏作”。例如他在洞庭渔隐图上落款 “梅花道人戏笔”，在渔父图轴题款“梅花道人戏作”等等。在吴仲圭四友图卷中，吴镇甚至将自己的艺术生涯总结为“游 戏墨池五十年”。同为元四家的倪瓒也称自己学画是“披图弄翰 学儿嬉”，足见文人画“笔墨游戏”的自娱属性。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和理论。早在古希

7、腊时期，柏拉图 就发现了艺术与游戏的潜在关联。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 “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游戏。”席勒则认为，游戏是审美活动的根 本特征，是人摆脱动物状态达到人性的重要标志。毕加索说：“我 用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马蒂斯也说：“我必须毕生 像孩子那样看待世界。”这其实都体现出艺术家对孩童天真烂漫 的艺术态度，也即“自由的游戏”的追求与向往。在谈及艺术“自发”“自由” “自娱”的属性时，我们常常 会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艺术究竟应该是纯粹而不涉功利 的，还是承担着某种外在的目的性？艺术的自娱属性与其道德教 化的功用之间有没有冲突？其实，这种困惑的产生，源于我们对 主客观的混淆，特别是对

8、“功利心”和“功利性”二者的混淆。“功利心”是一种主观的企图，而“功利性”是一种客观的属性。 我们固然不提倡以功利的态度参与艺术实践与审美活动，但站在 擘画者的视角，良好的美育会给社会带来正向的受益，这是一种 客观规律。也正因此，荀子才会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 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 睦。”席勒才会强调，要用美育来完善近代社会中被分解的人格, 从而改造社会。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贤哲都构建起了 一套寓教于乐的理论体系，从个人兴趣到人格培养，从主观上的自娱到客观上的利他, 层层递进，最终完成由个人到社会的价值实现。化育无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任何一种教育

9、现象，孩子在其中 感觉到越少的教育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亚里士多德曾 提出“净化说”，认为悲剧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陶冶、疏泄和平 衡，从而达到道德净化的作用，这其实就是一种不着痕迹的教化 构想。中国的先贤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礼记经解中说: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孟子曾列举出五种君子 的教育方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有如时雨化之者”。北齐教育 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 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足见熏陶浸淫之作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呢？历代文人 士大夫为我们探索出两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其一是营造一种宽广厚重的审美纵深。例如，面对

10、颜真卿的 祭侄文稿，我们一方面惊叹于颜真卿苍茫恣肆的用笔、遒劲 飞动的字势，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被书写者悲愤的情绪 所感染，不可避免地沉浸在安史之乱的惨烈与颜氏一门拼死抵抗 的忠义大节之中。正如苏东坡所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 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谓卢杞而叱希烈。”这 种审美不独囿于书法的形式美，更有书法家的人格之美充盈其 中，在不知不觉中给予我们深厚的滋养。另一种方式则是将生活中常见的形象或情境审美化，赋予他 们特殊的意义。例如，渔父本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形象，但古代 文人往往将其视为隐士的代名词，渔父图这一题材的绘画便 由此寄托了文人归隐田园的情思。至于儒家著名的公

11、案“孔颜之 乐”“曾点之乐”，乃至陶渊明的田园之乐，都是把生活本身“审 美化”的例子。沉浸在这样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中，心灵怎能 不被净化，人格怎能不被陶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 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 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作为近代中国美育的首倡者，蔡元培也 认为：“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美育之所以承担了一部分不可或缺的德育功能，正因它具备寓美 于善、寓教于乐、化育无声的特点，这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说教 或强势灌输所不能企及的。总的来说，中西方审美教育中对人格 培养的重视是类似的，前者拥有更为丰富、更为细腻的美育实践， 后者则建立了更加精密、逻辑性更强的理论体系。中西方在这一 命题上如能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一定能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 良性发展，为社会带来更加长远的福祉。（作者：高峰，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璇，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202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