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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 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 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经典段落。如今,在上海边缘地带莘庄购房而 居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则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的守望者”。那天,在自家书房里接受采访的朱大可不无自嘲:“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守望者J 住在22层高楼上的他,甚至生发这样的幻觉一一自己就像是坐在加缪那座著名的山上,日 复一日地守望着那些推着巨石上山的文化工匠们。于是,就有了最近新出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这本书收录了朱大可19
2、992004年 间撰写的大部分文化批评文章,内容涉及文学、书评、大众文化、时政等领域。这是朱大可 关乎文化研究的转型之作。1994年,处于声名鼎盛时期的朱大可,辞去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职,前往澳大利亚。到 澳洲后,他几乎停止了书写。他说:“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2001年,朱大可回国定居,但他心灵上回归“故里”,却是在1999年。那一年,他的 文学批评集聒噪的时代出版,这被文化圈内普遍视为朱大可“复出”文坛的标志事件。重返中国文坛不久,朱大可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文学“离婚”。“我跟文学离婚已无 可挽回。”一一两年前,朱大可的这个声音,几乎传遍了文化圈。在最新的守望者的文化月
3、历中,一些人看到,如今的朱大可,视野已经从文学领域, 转向更为宽泛的文化批评领域。虽然,关注文学的一些言论还是被放在该书第一辑,但从数量上看,不过是“舞蹈的盲 肠”,可有可无或聊胜于无。在这本书里,能够与文学批评扯得上一点儿关系的,只有甜 蜜的行旅(即批评“文化口红”的那篇名作)一篇。由此,有人认为,另外两辑文化评论,才是守一书的压轴之卷。在这里,朱大可的 目光所向涉及电影、音乐、建筑、疾病、性别乃至春节文化等领域。他从大文化的角度,打 破专业研究藩篱,以批评的眼光,解剖现实世界里的文化病症。他说:“文化批评的使命是 要利用它制造的话语压力去修改不合理的文化制度,把它推向更加合乎人性和谐成长的
4、状 态,使它在自由的批评和讨论中发展出创新与开放的机制。”在朱大可的书房,有一堵直顶天花板的“书墙”。守着这堵“书墙”的朱大可,至今, 每天的阅读时间是固定的:两小时;读书地点也是固定的:一个在书房,那里有一套“用以 读学术书”的沙发,沙发边上是精致的落地灯,“这种区域性照明能够营造封闭和专注的氛 围”;另一个是床头,“一本书和一个柔软的枕头,它们的组合,把我引向睡眠。”睡足后 的朱大可,就陆续有了已收入守一书中那一篇篇带有文化批评意味的作品。话语是朱大可手中的利刃。“在词语技巧上,我浸淫了 35年以上的时光。”正因如此, 朱大可的写作风格被人称为“朱语”,他的文化批评,被人称之为“文化酷评”
5、,并俨然成 风。但显然,对“酷评成风”,朱大可本人并不以然,他说:“酷评只是文化建构的前提, 绝不是其本身。”不过,有人认为,实际上,在那些看似冷酷、决绝的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朱大可的“不 死心”。解读朱大可内心的“钥匙”,就在书中那篇我坐在加缪先生的山顶上的读书感怀当 中。在文中,朱大可表达了对加缪的最大敬意,因为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以最悲怆 的面貌引出了希望”。朱大可写道:“在1980年代的人文瓶颈里,汉语思想在紧张地寻找着出路。越过那些 喧闹的政治黄昏,加缪的星光照亮了我的迷惘。我突然意识到,基于我与话语之石的秘 密契约,也基于汉语的这种严重溃退,我成了无数西西弗中的一个。”一方面,百般表达着他对当代文学的厌倦,另一方面,文字又难掩他心中对文学的爱与 痛。这就是朱大可。作为“文化守望者”,朱大可试图对中国文化作出“正确性”判断,以 个人之力抵抗溃退文化大潮;然而,同时,他却又把自己定位在加缪那不可抵达的山顶之上, 望着山下来客徒劳无功地重复着推石上山的动作,深感悲伤,又充满期待。今年9月,朱大可将离开现在执教的大学,前往同济大学刚组建的文化批评研究所就职。 只不过,不知道那里将是朱大可新的文化守望之处,抑或是他推石上山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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