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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饥瑾中的官与商(中)庚子年的陕西义赈,不仅是一次跨地区大规模的赈灾行动,还显 示了国家对江南绅商的倚重。1900年,农历庚子年,也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这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清的首都 北京。就在北京沦陷的第二天凌晨,慈禧挟光绪帝及朝廷中枢仓皇出 逃,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但是,除了外患,还有内忧;除了兵燹,还有天灾。当大清国的 皇太后、皇帝及王公大臣经山西逃往西安时;路过的山陕两省正经历 着惨烈的。世纪之交的1899年至1900年,神秘的厄尔尼诺现象再度横扫印 度、朝鲜、爪哇、菲律宾以及中国北方,带来“厄尔尼诺”。还在 1899年秋季,陕西就发
2、生大面积旱荒;第二年,灾荒蔓延,遭灾的 州县扩散到56个。大旱灾带来的结果就是大。一位亲至陕西的外地 人在申报上写道:“一入陕境,即见饿殍载途居民成以树叶 树皮煮食充饥,憔悴情形不堪寓目。”饥民接连倒毙,据当时前往西 安的一个美国人估计,陕西“通省人民九百万名口,死者二百余万”。 慈禧和光绪帝出逃的目的地陕西,恰恰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10月26日,慈禧和光绪帝一行抵达西安。驻眸西安后,朝廷为 陕西拨解了 30万石漕粮,随后又分5次划拨了总计170万两白银的 赈灾款。但据陕西巡抚岑春炮估算,即使放赈半年,也要耗银八九百 万两。然而,兵连祸结之际,国库的积蓄早已不足应付。主掌财政的 户部尚书崇礼认
3、为,“目前军需浩繁,库储空匮,官赈之力有限”, 因此于11月5日建议朝廷“必须兼办义赈,方足以纾民困”。为此 他还荐举了一位主办义赈的理想人选一一严作霖。严作霖,字佑之,江苏丹徒人,早从光绪初年的起,就参与 了江南绅商发起的义赈活动。崇礼称赞他“见义勇为,办理义赈多年, 不辞劳瘁,绝无名利之心”。除了严作霖,崇礼还推荐施则敬、严信 厚等人襄办义赈,同时提议由大理寺少卿、时为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 督办的盛宣怀“劝募赈款”。施则敬,举人出身,曾授知州衔和候补道台,与其父施善昌都属 于亦官亦商的人物。施善昌曾与经元善、谢家福等人多次设立“协赈 公所”,主持义赈。在施善昌于1896年病殁后,施则敬全面继
4、承了 其父的义赈事业。严信厚同样拥有候补道台的官方身份,但他主要从 事金融业,是宁波商帮的开山鼻祖。至于盛宣怀,更是身兼官职的大 实业家。总之,无论政界商界,这些人都有着广泛而雄厚的人脉资源, 是上海绅商圈子里的头面人物。对崇礼的上奏,慈禧太后完全准允,谕令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转 饬严作霖,让其“邀集同志,来陕办理义赈”。上谕以五百里加急的 方式发出,火速传谕两江督抚。在中国历史上,由朝廷正式出面向民 间寻求义赈,这还是第一次。对于义赈,地方官长更是满怀期待。还在户部上奏之前,陕西巡 抚岑春煌就致电远在上海的盛宣怀,请其转告严作霖及“各协赈公所 诸位善土”,希望他们“一面派人来陕查看灾情,一面广
5、劝义捐,迅 解关中,以拯救亿万灾黎之命”。不久,岑春炮又直接向严作霖本人 发去电报,言辞急切地道:“务望广约同人,迅筹巨款银米,速运来 秦。全陕幸甚!大局幸甚!”上谕下发后,官方对严作霖来陕放赈可谓望眼欲穿。12月15日, 军机处电令盛宣怀催促严作霖尽快动身:“陕省灾重赈急,迅饬义赈 各员赶紧前来。”岑春炮更是屡屡致电盛宣怀,一再询问:“佑翁何 日起程,盼示。”就当严作霖已经启程而未抵陕之际,军机大臣王文 韶的焦急渴盼仍溢于言表:“惟望严佑翁早来一日,庶灾民早一日之 困。不知现已行抵何处,不禁日夕望之。”当电文在西安与上海之间频繁往来之时,盛宣怀、施则敬、严信 厚等人正积极筹措赈款。忧急万分的
6、岑春炮致电施则敬称,由于灾情 深重,“非特巨款,万难济事。务恳我兄广约同志,设法劝募”。12 月初,他又致函施则敬,再次呼吁:“亿万灾黎忍饥相待,无任叩祷 之至。”王文韶也致函施则敬,请他与严信厚等人“广为劝集,源源 接济”。朝廷把赈灾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江南绅商。为确保严作霖一行“克日起程”,在各处捐款尚无眉目的情况下, 沪上同仁纷纷先行垫解。盛宣怀垫银两万两,施则敬和严信厚等人各 筹垫白银一万两。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海关局也借垫了赈款。经盛宣怀、 施则敬、严信厚等人的斡旋,第一批赈款在最短的时间内筹措齐备, 共计“现银十三万二千两”。在朝野上下的期盼与声声催促中,严作霖的放赈队伍终于从江南
7、动身,分两路向陕西进发。一路由无锡绅商唐锡晋领队,“携银十一 万,装车二十辆,挈同志二十人”;另一路由严作霖带队,“携银九 万,挈同志二十人”。此时严作霖已年逾六旬,但他表示要“拼此余 年”,以报答“国家豢养之恩” o 12月底,两路人马相继抵达西安, 旋即分头赴各受灾州县办理赈务。除了严作霖为首的两路人马,赴陕 放赈的还有绅商周宝生和潘振声各自带领的一拨人。统计义绅们散放 的赈银总数达91万多两。有趣的是,总部设在安徽的安济公司甚至发行了为陕赈筹款的 “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并把广告打到了上海:“今在上海南市新马 路设局售票,择地开彩,额设一万张,每张售洋三元,头彩得足大现 洋八千元正。”从某种意义上说,义赈推动了近代彩票业在中国的出 现和兴起。庚子年的陕西义赈,不仅是一次跨地区大规模的赈灾行动,还显 示了国家对江南绅商的倚重。正是借助这次义赈所表现出的能量和树 立起来的威望,陕赈结束后不久,在盛宣怀、吕海寰、施则敬和严信 厚等人的推动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3月宣告成立。这不 但是“溯自中外通商以来的”的一大“伟举”,而且是中国红十字会 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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