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妇女的诉讼权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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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妇女的诉讼权利在法律纠纷中，传统法律本身的目的是维护“一般社会安全”。一、特殊情形下的妇女有关诉讼能力的问题，清代律例并没有给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笔者在对所掌握的全部诉讼案件进行认真梳理之后，首先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所有的 民事诉讼案件中，没有一例是由未婚妇女进行诉讼的案例。同时，在实际审理民事诉讼案 件的州县官的记述中，也只是多次提到对已婚妇女进行限制的“凡有夫男之家自不敢令妇 女出头呈告”的禁令，而未对未婚妇女提出任何要求。这让人再次产生疑问：是法律制度 禁止未婚妇女进行诉讼，还是虽存在未婚妇女诉讼的情况，但官员们却疏忽了对其的记录? 就笔者目力所及的资料来看，这种疑问尚难给予肯定的回答

2、。但根据已有资料分析，一方 面诉讼本身即是“有乖风化”之事，所以“闺女未许字者，谁为聘问；已许字者辱及夫家。 颜面所系，即性命攸关”比之未婚少女，尽管已婚妇女在诉讼问题上被社会接受的权利更多，但也并不表明她们的 诉讼是无条件的。在“已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既定礼法原则之下，一般意义上，妇 女一结婚就成为丈夫“家长权”下的家属，她们的人格就被结合到丈夫的人格中去。在法 律关系上，“清律中民事法律关系不是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是户”表中所示最多的案件是妇女在丈夫去世后承担起诉讼的责任。丈夫的死亡使妇女很自然地 成为家庭中的“家长”，实际上，关于妇女的家长权问题，陈顾远先生曾指出：“家长

3、在 原则上虽以家中男尊长充任，但女尊长亦可获取准家长的地位。律文奴婢殴家长条 注：不言家长之父母者，盖统于一尊;祖在则祖为家长，若祖父或父不在，而由祖母或母 在时，则应同于家长。”杨胜元、杨胜国得当胡姓之田转当与氏夫杨光林，价钱十五千，揭胡姓原当约与氏夫为据, 未另立约。是年九月，杨昌太约借夫钱一千，连利二千余。去年十月氏夫犯估夺案在禁， 本年六月带信与堂兄杨光现，托令催索，以作盘费。光现向氏索去当约，当伊赎楚，并不 送给氏夫。迄今，田系胜元等耕种，氏叠评约戚等向理，光现欺氏女流，分文不给， 众亦无奈。氏无食，向昌太索借债，亦云不交给氏要交光现等语。惨氏母女饥寒逼迫，只 得奔叩，赏拘究追，虚坐

4、。对类似的诉讼，州县官准其立案本身就表明他们对特殊情况下妇女诉讼权利的承认。但仍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诉讼权利又必须受到妇女成年儿子 的某种制约，也就是说，如若该妇女有成年儿子存在，那他就应该成为诉讼的主体，而不是妇女本身。如渭南知县樊增祥面对妇女的诉讼就曾批判曰：“尔既有十八岁之子，何得 隐藏不漏，恃妇出头。” 从以上分析来看，妇女作为主体进行诉讼一般应具备这样条件：（1）已婚。（2）已婚妇 女在丈夫去世，儿子年幼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家长行使诉讼权。（3）丈夫虽未去世，但因 外出、被关押等意外情况的存在而不能行使诉讼权利时，妇女可以以儿子年幼为由进行诉 讼。二、在家庭和对外

5、关系上,对妇女诉讼进行了调整尽管存在上述妇女进行诉讼的一般规律，但我们在实际的档案、判牍资料中也发现了另外 一些并不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案件，它们或是在丈夫并无意外的情况下仍由妻子出面诉讼， 或是虽有成年儿子但仍由母亲进行诉讼。这些案件虽然为数不多，但它们实际存在的特殊 性，却充分反映了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以及法律及 其审判者对妇女特殊生活角色的认可。妇女进行诉讼的特殊案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丈夫无意外，但仍由妻子诉讼。对这类案 件，如若没有特殊的条件，州县官一般不予立案，如渭南知县樊增详在“孔田氏呈词”中 批到：“尔现有夫男，何得恃妇出头妄讼，著即敛迹回村，如有

6、枉，仰令尔夫自来投案。”二是丈夫去世后，尽管儿子已成年，但仍由母亲进行诉讼。这类案件实际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家庭内部，母亲将儿子作为诉讼对象时，可撇开子孙直接诉讼。二是在家庭的对 外关系上，妇女也可使用自己的“家长”权利，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首先看第一种。在家庭内部，如若发生子孙不孝或不服管教的事情，母亲可以直接起诉他 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格局实际上应服从“长幼有序”，尤其是“孝” 的逻辑。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年老及笃疾之人，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听自 赴官陈告。”在法律上，对待不孝之子，母亲的诉讼往往会得到州县官的支持。例如:谢 潘氏的儿子谢寿中不孝敬母亲，不养赡，

7、谢潘氏将其诉至官衙第二种，在家庭的对外关系上，一般意义上的“夫死从子”的观念在实际的诉讼中并没 有被严格执行，也就是说，成年儿子的存在并不可能完全剥夺母亲的诉讼权利。关于这一 问题，叶孝信先生曾指出：“夫死从子原本指丧服等级的从子，虽也有一切服 从儿子的解释，但在同样是礼制要求，并被确认为封建法制重要原则的孝道面前， 一切服从儿子解释显然并不现实。”如若所诉案件并不合情理，也往往也会被驳回。如:李根儿外出，将地租与李张氏的儿子 李玉成耕种。后李根儿回来，欲将地卖掉，这本属情理之事，但李张氏却认为根儿欠其粮, 从中干预不让卖地。知县曰：“地为根儿之地，理应自卖。至于欠粮一事与之无甘。”并 认为：

8、“李玉成既能种地，并非幼小，不出承案辄推尔老妇出头，不准。”可见，在对待妇女诉讼的问题上，州县官一方面执行着国家律例的规定，将妇女诉讼权控 制在男性无法正常发挥权利之时；另一方面又发挥了自由裁量权，在情理之间“容忍” 了 妇女诉讼的事实存在。但不管以上哪种情况下出现的妇女诉讼权利又都是不完整的，她们 一方面要受制于家庭内部丈夫以及成年儿子作为一家之主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丈夫、 儿子失去责任能力前提下所获得的诉讼权利又因为制度体系中“抱呈”的存在而再度被分 解。三、知识产权诉讼的主体是妇女与抱告大清律例会通新纂规定：“生监、妇女、老幼、残疾无抱告者不准。”具状孀妇赵韩氏（年41岁，抱呈叔赵莘

9、安）为诉名霸占官房园地反行妄捏控恩讯究事。切氏故翁赵动于道光元年冬月间契典刘姓坐落大邓庄分粮民地五顷四十二亩，原系本庄民 李旺经管分粮，至道光旧年，李旺物故绝嗣，无人经管此地。是年将至麦秋，豕家随与众 佃议定，着徐富珍接管民揽经管分粮，甚为妥实。豕夫赵广仁于去岁病故，氏子年幼，不 意李旺之族侄李成文前因将承重、种氏家地亩全行盗典，私自外出，至去岁回家，乘氏家 无人，将氏家分粮官房霸住，声言此地系伊李姓承种，伊欲承接经管。意将应随氏揽头徐 富珍承种园地全行翻全。徐富珍不敢与较，氏向其理问，不服。至麦秋，氏向伊要官房分 粮居住，伊不但不搬，反出口不逊，硬欲经管分粮，混乱场规。氏因其本系无赖之人，素

10、 不安分，只得隐忍。诅伊反逞刁将徐富珍父子妄控，似此刁佃霸占官房园地搅乱分粮明系 欺氏孤孀，使氏糊口无赖，为此叩乞仁明大老爷恩准做主讯究，实为德便。从该诉状的内容来看，尽管状中有抱呈赵梓安，但实际的诉讼主体仍是赵韩氏本人，是她 在述说自己的“冤情”，而非抱呈以他的身份来代替妇女进行诉讼。其作用也仅在于代理 妇女投递诉状、代其上堂接受讯问。因此。妇女与抱呈之间实际是一种形式上的“代理” 关系，而非实质上的“代替”关系。其次，从作为判决者的州县官判断意识来看，在几乎所有的判词中，判断内容直指妇女本 人，而非抱呈，如:老妇马王氏控称，自己的女儿出嫁一年后，丈夫张志即行外出，女儿 便回娘家居住。6年后

11、，因自己的家境贫寒，老妇想让女儿归回婆家，但婆家不收，老妇 就此上控。县批日：“尔婿张志若系因经营外出，自有安身之地。现今虽无音信，尔 女未便改嫁。如若实因贫难度，责令张志之兄代为收留。”最后，从官方要求必须使用抱呈的目的来看，仅在于以“养其（妇女）廉耻之心”清律对抱呈的身份以及他们与诉讼妇女的关系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戴炎辉先生曾考证 认为，明清律例同于元制，老废笃疾、致仕官、妇人等，得令家人代诉虽然犯罪与诉讼不仅有主动与被动之分，而且二者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但就实际讼案 来看，为妇女抱呈之人也大略为兄弟、子侄一类，且兄弟、子侄并没有夫族、母族之分， 也就是说，两边与妇女血缘或亲属关系较近

12、的同辈或小辈都可以为妇女抱告C比如民妇孙 王氏抱呈为胞兄王玉珠尽管如此，但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抱呈”如何选择的问题上，又应该遵循一定的亲疏 关系来确定。比如，在审断“王丁氏控王全喜” 一案中，知县就认为孀妇王丁氏不令儿子 （继子）抱告，反以母家兄弟作抱，显然是不妥之事，并因此批令不准有些情况下，当有些妇女没有儿子的时候，她们宁可不选择抱呈方式而要求亲自诉讼。比 如，寡妇李杨氏就称自己是绝寡，无人抱呈四、妇女本身的优势：基于案件的特殊性而产生的认同差异由以上分析可知，礼法制度给妇女诉讼权利框定了两种限制：一是由丈夫和成年儿子组成 的家庭男性集体与个体的存在，限制着她们实际的诉讼权利;二是包括夫

13、族及母族在内的 男性通过“抱呈”限制着妇女名义上的诉讼权利。这两种限制也就注定了妇女在诉讼的问 题上较男性而言，应该处于一种“劣势”地位。但有些案件的描述却给人一种相反的感觉, 比如:刘李氏丈夫没有去世前，曾将田园五分卖与刘银汉。在丈夫故去后，刘李氏反悔， 不肯出卖此园，并说，如果刘银汉敢耕种田园，她定要死在他家。刘银汉不敢与之计较， 无奈之下，以“恃妇逞刁”上控面对这样的案件，我们不禁要问：处于劣势的妇女，所“恃”者何也?如若我们不仅仅从权 利归属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而是着眼于案件最后的利益分配，并由此来反观其诉讼的 原因，我们将会发现，妇女在诉讼中拥有一些男性无法比拟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应

14、该是她 们诉讼时可以利用的资源。由实际案例的表述来看，这种“资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们 妇女身份所带来的人们对其“无知”与“可怜”的认同。这两个具有一定贬义的词汇，在 妇女的诉讼案件中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包括州县官在内的男性对其的规避、 同情与谅解。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审判原则本身就是“情、理、法”的合一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男女两性关系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男女之间的 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礼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与男子之纵欲”“可怜”是妇女诉讼的另外一种资源。妇女，尤其是寡妇的生活状况的艰难值得人们同情, 正所谓“妇人以夫为天，所天既陨，依托伊谁。泣血椎心，殆难名状。即家本素封

15、，尚难 排遣，而况家无长物，生计无聊，或衰老姑翁相依为命，或伶仃弱息成立维艰。饮薨茹荼 酸辛万状。”对于自身的这种“弱势”，妇女本身也有较为明晰的认识，一般在她们的诉状中有关“氏 孀子幼”、“氏孀子朴”、“氏孀子独”、“氏孀老迈”、“氏属年迈，子属孤朴”的描 述，虽不乏代书的夸张之意，但其中也确实体现了妇女的孤苦，以及她们想由此获取某种 怜悯与同情的渴望。即便就是代书及讼师的有意之作，也只能表明这样的言辞可以对案件 的胜诉起到积极的效果。比如，知县樊增祥在孀妇张田氏的呈词中就说到：“尔家门祚中， 落两世孀居，情勘悯恻。”并对欺侮孀妇之铺伙严加训究在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无知与可怜在很大程度上是男

16、性赋予女性的特征，是男性将自身 作为中心或标准对女性进行评价时形成的认识。表现在诉讼中，这种认识一方面可以形成 男性对妇女一定程度上的忍让，另一方面则也可能使部分男性将妇女看作是对抗其他男性、 取得诉讼胜利时可兹利用的工具，或者就是他们规避法律的一种借口。在这样的案件中， 妇女变成了男性的诉讼资源。比如，年已75岁的老妇人王王氏听信长子的唆使控告侄子， 后又听信长孙的唆使控告少子。知县认为:这是王王氏“老迈糊涂，任听他人拨弄。 可谓人伦畸变，无理无情”五、法律的制定与法律的执行之间的矛盾中形成了妇女诉讼权利的有 限发挥一般意义上，在传统法律中，妇女并不具有完全的行为和责任能力，受到男子永久的监

17、护同样，在妇女诉讼问题上，过分强调其权利的有无都不符合史实。对此可以从国家法律与 社会习俗的关系、立法与执法的矛盾以及妇女作为生命个体的身份变化等方面来理解：(1)国家法律与民间社会习俗之间的关系。作为以“刑法”为主的实定法，传统法律在 实体民法以及诉讼法方面的阙如，造成了法律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之间的脱节，并由此 形成了法律与人们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但这种距离的存在并没有象法律实证主义者所说 的那样：“一个没有强大政府控制的社会必然走向一切人反对人的战争的阶段”(2)法律的制定与法律执行之间的契合与分离也导致了妇女诉讼权利的有限发挥。作为 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者，地方州县官对待民事诉讼的责任并

18、不只在于“引律断案”，国家 立法对民事案件的漠视与民事条款的缺乏使他们多了些自由裁量的权利。“典有明文，事 有权宜”的审判原则并不代表他们对国家法律的背叛，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秩序的稳 定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妇女民事诉讼权利得以发挥的原因之一。例如，如若 严格按照法律之规定，丈夫健在的妇女不具有诉讼的权利。但对于母族的诉讼纠纷，州县 官们却默认了已出嫁女儿们的诉讼事实。在“盖国家所以治民者贵在立法，官长以治民贵 在于奉法”(3)对妇女个人而言，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家庭和社会身份限制了 她们的权利。但人的身份只是偶然的或事实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可能固定不变。随着她们 年龄与身份的变化，其权利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一个妻子对丈夫来说不可能拥有太多的 权利，但一旦成为母亲，其权利就要大的多。作为家长，尤其是失去丈夫之后，母亲在家 庭中的权威足以使她成为家庭的代言人，甚至不惜为了家庭的荣誉与利益而诉至公堂。这 也正是大量孀妇出面诉讼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