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苏氏诉讼案互控过程中的互控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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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雍正五年苏氏诉讼案互控过程中的互控问题清代的通俗司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影响。总观前期研究不难发现:在 内容上，关注基层司法审判制度者多，基层司法审判实践者少;在资料上，利用律典文献 者多，原始诉讼文书者少，而完整的诉讼个案则更少。因而，前期研究在不同方面和不同 程度上存在着一些缺憾。完整的诉讼个案是研究传统基层司法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安徽省图书馆藏有一起清雍正 五年(1727)休宁县苏氏宗族两大房之间发生冲突的诉讼案卷，案卷收有近60份诉讼文 书，所再现的互控过程相当详实，所反映的基层审判原始信息尤为突出。本文拟以该案卷 为中心进行个案解析，以期对清代基层司法审判实践进行实态考

2、察，敬请方家指正。一、奎房“土”字户税粮案明清时期，苏氏系徽州地区一大族，主要聚居在休宁县县治所在地海阳镇，明中叶，苏氏十七世祖苏彦亨户原系坊长排年，一直由支下三房公共轮充。后来，长房、 二房逃役，仅第三房一支在家，于是祖遗坊役由其一支独自承值。至二十一世祖苏德容时, 支下分成五房，但其中的三房或“故绝”或“居乡不当役”，于是祖遗坊役皆由兆、奎两 房来轮值。从案卷来看，该坊役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对二图八甲各户的税粮进行征收，以 及对各逃绝户的赔跛虚粮进行垫付，以保证国课足额上缴。出于征收方便，尤其是考虑到 各逃绝户的“所有赔跛虚粮无办”，康熙十七年(1678),两房支丁公议，将兆、奎两房 从祖上

3、苏德容扒分得来的产业存众，专用于上纳祖户税粮以及各逃绝户虚粮。其中，奎房 之升、之谦两户计税二十六亩五分七厘;兆房之绶、之文、之详三户计税二十五亩三分七 厘。这样一来，上述五“之”字户与苏彦亨、苏德容二祖户皆为众税户，由各年轮值坊役 者用以上存众产业的“苗利”来完税。当时兆、奎两房五户立议，存众产业由各年的轮值 者来收租完税，若有羡余，轮值者己收，倘若欠者，轮值者己贴。后因其中一户故绝，只 剩下四户轮流值役办粮。本案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冲突。被告奎房武生员苏瑚等认为:德容公存众产业，除完纳 祖户税粮之外，同时还包括奎房“土”字户税粮，亦即奎房“土”字户税粮也属于在公完 纳;而原告兆房苏又冯则认

4、为:德容公存众产业仅为完纳各祖户税粮，奎房“土”字户则是 “己粮”，当然“己纳”，但是苏瑚等分文不偿，致使自己受累代为奎房“土”字户充垫 完纳，为此不得不具禀告官。从以上介绍可知，本案并非大案要案，其争议焦点集中在奎房“土”字户税粮是否为众粮 上。然而，就是这起看似简单，本来完全可以通过宗族即可解决的族内纠纷，却案中有案, 在暴露出两大房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余，还真实地再现了诸多有关清代基层司法审判实 践的原始信息。本案前后互控过程如下：雍正五年，轮到兆房苏又冯值役。三月初六日，苏又冯将奎房后裔苏瑚和苏圣宣告到休宁 县衙。词称: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雍正四年(1726)期间，本房排役五年

5、，由于苏 瑚与其叔叔苏圣宣恃势抗粮，一直代为奎房“士”字户充垫完纳，为此乞求给予追偿。状 词后开:奎房三“士”字户五年总共欠粮十五两四钱。三天后，知县朱鹭在苏又冯开禀的当天，被告人之一苏圣宣即向休宁县衙递交了诉状。在陈述兆、奎两房轮 流值役情况之后，苏圣宣对苏又冯告词中的指控进行了辩驳，认为祖役有规定，四户各年 轮役情况都有刻票可凭，并无历年节欠。知县朱鹭可能觉得案情并不像预想得那么复杂， 于是批道：“族长速查覆，尔粮仍速完纳。”接到县衙批付之后，三月十一日，族长苏振 鹏递交了回呈。其内容和苏圣宣的诉状基本一致，显然是在为己孙苏瑚等进行辩护。同一日，苏又冯再禀：“士”字三户为己粮，自当己纳。同

6、时还强调：苏瑚倚恃生员身份， 叠抗己粮不完，以致“贻累排役”。从“贻累排役”四字来看，苏又冯是在有意夸大苏瑚 的责任，希望藉此引起官府的重视。三月十三日，首犯苏瑚在上递的第一份诉状中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苏又冯的堂兄苏又赵:苏 又冯告官纯粹是受其指使，是其“挟仇诬害(即有讼仇，详后)”。而“士”字户则 各有户丁，应当去找苏圣宣等，更是与己无干。同时也不放过苏又冯：又冯值役，“不料 收租银米，兄弟烹分肥己”，反过来“诬生恃衿抗粮”，于是请求官府“恩赐拘质，按律 反坐以遏刁风顶税”，从而把苏又冯兄弟反诉至县衙。至此，本案逐渐复杂起来。在依次接到双方互控状词之后，知县朱鹭做出了反应，尤其在得知族长苏振鹏为

7、被告苏瑚 的亲祖父时，朱鹭觉得此案试图通过宗族来解决似乎不太容易，于是在三月十三日和十七 日，两次发出传票传唤两造依限讯审。但是案卷并没有收录这两次讯审的相关文书，具体 情况不得而知。在这期间，三月十一日，苏又冯又向休宁县副堂、捕衙、县学齐进禀状。三月十七、十八、 十九日，又连续向县衙、佐贰衙门和县学具禀三状。其内容，主要是针对苏瑚反诉中的指 控进行澄清和反驳：“士”字三户实系己粮，苏瑚未中生员时己粮己纳，自考中后抗不完 纳，是为恃青衿护符而抗粮;苏瑚所称的与苏又赵“讼仇”，其实事出有因，由于苏瑚不 孝其祖苏振鹏，“短祖日给”，于是身父呈首县学，致使双方钉仇;苏圣宣朝夕在苏瑚家 中，“衣之食之

8、，朋比为奸，”当然要告苏瑚了。几纸禀状的内容基本相同，可谓针锋相 对，而两大房之间的矛盾渊源也逐渐在彼此的揭示中层层暴露。闰三月初一日，苏瑚辩称：之字、士字皆系两房己户输公之产”，且“轮役在纳已历五 十余载”，并有“生家前轮办纳粮票”可查。而“族仇苏又赵令弟苏又冯轮管六十年坊役, 租收入己，抗粮不完，际开民欠，暗串册里，任意摊开”，告状实为“蚀粮避比，捏词掩 饰”。康熙五十年(1711)、五十五年(1716)两轮编审，苏又赵都有新增财产，一并推 入祖户“之绶”户内，钱粮全部在公完纳。可见，苏瑚始终坚持初禀中的驳辞，把苏又冯 告官说成是因为侵蚀税粮而“捏词掩饰”，倒打一耙。闰三月初二日，苏又冯的

9、堂兄苏又赵也递交了一纸禀状，首先为苏瑚指控自己“挟仇诬害” 进行辩驳，声称这是自己的叔叔（即苏又冯之父）所为，与己无关。同时指出：三月十九 日，同苏又冯具禀师爷时，恰遇苏瑚“亦在（县）学，手出租簿，身等觉骇”。由于该租 簿应当记录了历年两房纳税的实际民户，于是乞求迅提租簿，赐法犀审，苏瑚因何匿簿四 十余载不行交替？次日，苏又冯则以“生员抗粮不孝”为名，向县学呈述苏瑚忤逆不孝于 祖的原委，希望引起生员督检机构对本案的重视。为反驳苏又赵等关于“匿簿”的指控，闰三月初八日，苏瑚递状进行了一番辩解，最重要 的是，苏瑚此时抛出了一个新的说辞，即苏振鹏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 “清业”，“又 输己租四十

10、余祖助公办纳（税粮）”，而“土”字三户的税粮就包括在这“四十余祖助公” 田产之内，因而为众粮。从“准诉”二字批语来看，对于这种新的说辞，知县朱鹭对本案 的认识已经在转变了。而从接下来的诉讼来看，这个说辞对苏瑚最终取得胜诉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至此，本案争论开始发生了巨大转变。双方辩驳由苏德容存众产业是否包括“土”字户税 粮，转向了当年是否存在“清业”以及苏振鹏“输己租四十余祖助公”是否确实上来。显 然，双方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之前，双方提供的证词，官府皆不为所 动，似乎都缺少了可断案的关键性证据。而“清业”和捐输己租的真实与否，将直接关系 到奎房“土”字户税粮或“众”或“己”的

11、性质，而这恰恰是本案争执的关键。于是，两 造为此展开了新一轮的辩驳。知县朱鹭敏锐地感觉到了案情的重要变化，于是在接到苏瑚状词的第二天迅速做出反应， 票差马快再次前去传唤两造，准备于次日讯审。然而，初九日朱鹭前往徽州府公事未回， 于是将该案批转“军衙”（即佐贰衙门，详后）于十三日审查关覆。案卷并未收入此次堂 讯的相关文书，但从接下来互控状词提供的信息来看，此次堂讯并无结果。从闰三月初九日至四月四日，苏又冯兄弟与堂叔苏永侯又有几状在案，并把当年的公议合 墨呈上，且列举了历年来苏瑚和其祖苏振鹏的种种劣迹，试图以其祖孙二人一贯恶劣的品 行，来证明苏瑚所说的清业时输公田产是在说谎。此时兆房人物轮番上阵，

12、两大房之间的 矛盾也彻底暴露无余。尽管如此，军衙仍没有表态，并从“静候关覆，不必多渎”等批语 中来看，军衙对他们反复不停地递状显得比较厌烦。自此之后，两造皆无状词，静候裁夺。在焦急等待了两个多月之后，六月初六日，军衙对该案做出了拟判。看语在对两造互控缘 由作简要叙述之后，最终以苏瑚提出的证据作为拟判根据，指出“当年苏瑚祖若不为己粮 （即“土”字户税粮），焉能肯输己租？”从而承认了苏振鹏捐输己租的事实。知县朱鹭很 快对该看语做出了肯定批示。失望的苏又冯兄弟立即对以上裁判结果进行申诉以示不服，在收到县衙“军衙关覆批明矣, 作速完纳，不得混渎干咎”的批示后，于是向徽州府提出了上诉。然而，徽州府却做出

13、了 “禀词有理，赴县辩诉”的批示，又把官司退回到休宁县。从此，两造又各执己见，向休宁县衙递交了多份禀状、呈状以及催词。辩驳的焦点仍集中在苏瑚祖“输己租四十余祖助 公”是否确实上。知县朱鹭感到如此无休止地“环讼”下去，很难达成什么结果，于是在八月廿九日苏又冯 的禀状下批道：“原差集同两造亲族从公调处，速覆！ ”从而把解决的希望转向了宗亲调处。 至此本案又进入了庭外调处阶段，两造的互控正式告一段落。然而，由于“族畏劣恶，无一肯出言公”，差役和亲族长达一个半月的调处最终以失败而 告终。此后，从苏又冯十月初八日向徽州府再次上诉开始，至十二月十三日向徽州府递交 最后一纸上诉状为止，两造又在府衙和县衙之间

14、反复辗转，争论的焦点没有发生变化，也 无新的举证。最后，在苏又冯等一再乞求查清苏瑚祖“所输之租土名、字号、税亩、佃户 姓名，并捐资清出众业某宗在于何处?某宗系何人佃种?何人收租?逐一开明”，且在“甘 立服辨，如虚死罪”的情况下，本案还是以县衙将其“血责十五板”，府衙对其上诉状按 而不发最终宣告结束。二、宗族等族内部对案件的调解和息调处和息是清代地方官府用以结案的重要方式之一。关于调处和息的作用，清人袁守定曾 指出：“乡党耳目之下，必得其情，州县案牍之间，未必尽得其情。是在民所处（即调 处），较在官所断（即审断），为更允矣。”在徽州，不仅官府对调处和息大力倡导，而且宗族也对之给予积极认同和有力配

15、合。明清 时期的徽州，宗法势力与统治十分强大和顽固。宗族对族人的控制主要借助于族长之力， 宗族大都赋予了族长统御一家、掌控一族之大权。其中，处理宗族内部的矛盾纠纷，也是 宗族赋予族长的一项重要权力，对此宗族大都用族规家法予以规定。族规家法大都明确规 定了族内纠纷不经官的原则，族内纠纷处理的第一道准司法程序往往就是宗族。实际上， 徽州宗族内部存在着一套比较完备的解纷机制，其自成体系，约束力强，大量的纠纷在告 官之前即可得到解决。其中，卓成体系的族规家法是宗族处理纠纷的“法律”依据;宗族 祠堂是正俗教化的圣地，是宗族处理矛盾纠纷、执行劝诫与责惩的场所，具有地方“法庭” 的职能；而一族之长，则是封建

16、礼教纲常的说教者和族规家法的执行者，因而也是“法庭” 上的法官。经过宗族特别是族长“判决”后若是不服，族长有权送官究处，俨如基层法官。本案亦如此，考虑到苏氏宗族应当对纠纷的原委始末最清楚，由其内部解决也最适当，因 此休宁知县做出了由宗族调处和息的努力。然而，本案并非如此简单。一开始，休宁知县 在接到苏又冯的告控时，并没有立即签差，而是着令苏氏“族长速查覆”。如此用意，显 然是希望通过族长把问题原委查清，进而使纠纷能够在族内加以解决。没想到的是，该案 的被告苏瑚却是族长苏振鹏的孙子，因而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试图通过族长等族内权势 人物来处理是很难走得下去的。实际情况也如此，族长苏振鹏虽然奉批查覆

17、，也向官府递 交了呈状，但其内容却分明在为己孙苏瑚竭力袒护。于是，希望由宗族特别是族长来解决 此纠纷很难行通。在苏又冯等对军衙的裁判不服而上诉并且也拿不出其他有力证据辩驳的 时候，休宁知县认为本案已无继续争议之必要。为避免“环讼”不止而伤害“两造谊属一本”的宗族情谊，于是再次萌生调处的念头。有意思的是，从其“原差集同两造亲族从公 调处”的批语来看，说明官府已经意识到苏氏宗族内部矛盾重重，因而并不看好宗族能够 “从公调处”，于是主动派遣官方力量介入。一个多月之后，调处失败的最终结果或许早 就在预料之中。那么，得到了官府倡导和徽州宗族认同的调处和息，为何在本案中行不通呢?本案确实较 为特殊，甚至在

18、告官之前根本就没有通过宗族和族长苏振鹏。从案卷提供的信息来看，其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直接原因：苏振鹏为被告苏瑚的亲祖父，同苏瑚有着直系血亲关系， 因而对其竭力袒护。相反，与原告苏又冯等虽属同宗，但五服已出，血缘关系业已疏远， 诚所谓“三代而上，宗法存，故人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三代而下，宗法弛，故庆吊不相通, 患难不相恤。五服之内，夷之为路人，五服之外，等之为秦越，或漠然不知其所自出者， 胡比比也”总之，调处和息是清代徽州族内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也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极力倡导。但 从本案来看，当原被两造中的一方同族内权势人物（如族长）有着更近的血缘关系，或族 内权势人物的自身品行受到族众质疑从而难以保

19、证“从公调处”的时候，调处和息就会受 阻甚至根本行不通。此外，虽属同宗同祖，但是当宗族失去控制力、两造彼此存有“讼 仇”、矛盾至深之时，所谓的“同族之谊”就会显得虚无缥缈，和解的基础就会大打折扣, 调处和息就只能是官方的良好愿望。本案最终未能以调处和息结案，并且叠讼不休，对官 方来说或许是一个意外，但从两造的矛盾渊源以及宗族的涣散状况来看，又完全是一个必 然。三、是州县建立检察机关，审理民事案件在清代，各地案件依其刑责的轻重来决定司法审判程序。有关民间“细事”以及轻微刑事 或治安案件，当属民事案件范畴，州县有全权审判和执行的权力，称为州县“自理”案件。 所谓“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

20、结，例称自理”本案属于民间“细事”，当属典型的民事诉讼案件。就其审判实践而言，本案一直在休宁 县进行，徽州府始终未予亲提训审，且自苏又冯投递第一纸禀状开始，大体上经过了 “起 诉一受理一调查取证一审理一裁判一不服上诉一覆查一和息调处一失败后再上诉一在县结 案”这样一个过程。由此不难看出，本案的各个诉讼环节基本上反映了清代州县审理民事 案件之大要，整个审理过程和相应的责罚手段，原则上都遵守了清代有关民事案件审理的 制度性规定，即由州县全权“自理”。然而，在原则上遵守了制度性规定之外，本案整个审判过程还穿插着只有在完整的诉讼个 案中方可见到的几个重要现象，这些现象真实地再现了清代地方官府审理民事诉

21、讼案件的 原始实态。一控武生员苏监，时在美好人才的地方,现实意义上加强指导在清代，一般每一县都有两位被称之为“教职”或“学官”的教育官员，即教谕和训导。 他们的职责是在省学政领导下，负责监督考检县学的学生。寓目所及，县学参与办案的现象在徽州的诉讼个案中并不少见，但研究者却寥寥。本案就 是如此，原告苏又冯等在向县衙递交禀状的同时，也多次向县学投递禀状。下面根据本案 提供的信息并结合其他四个案例，来对县学参与办案的情况进行初步考察利归纳。案例一:本案所附“雍正元年休宁县儒学牒文”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初十 日，苏令三以大逆乖伦等事词控武生员苏瑚，但“时值国口，(县学)未暇举行”。雍正

22、 元年(1723)二月初四日，当苏令三具词禀催之时，县学开始表态：“本学原不收受民词, 因苏瑚身列青衿，名行为重，诚恐果有不孝之事，抑或另有别情，不得不行查讯”，于是 还是受理了。在作过一番调查之后，县学最后认为：“本学职非有司，未蒙批发，不便穷 诘。”于是把卷宗和两造告词“牒呈”知县裁夺。案例二:康熙三十八年，苏振鹏与胞弟苏拎发生纠纷，苏拉告官。官司惊动了按察使司， 最后臬宪批道:将苏振鹏“发学戒饬”。案例三:在一起乾隆朝后期的诉讼案中，祁门县生员王元良因“插身翻控”前案，被“发 学戒饬”。案例四:在一起道光年间夥县的诉讼案中，徽州府曾下发禀帖要求增生江南选具结核详， 并责令道：“如再违抗，

23、定移学协提究惩。”根据以上案例介绍，可以对县学参与办案的情况作出以下归纳:一是县学并非理讼机构， 无权收受两造词讼，但涉及两造尤其是被告身份为县学生时，常常会因此而破例，当然这 应当得到知县的批准;二是在未蒙知县批发下，一般只有“查讯”案由并为案件审理提供 参考的权利，并不能对两造进行“穷诘”和裁判;三是为配合讼案的解决，有对县学生进 行“协提”并对犯有轻微之罪的县学生施以“戒饬”、“究惩”之类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在徽州诉讼文书中发现了一件府学官员签票办案的“府儒学票”：本府儒学正堂胡，为冒请祠扁饬押追缴事。今据休宁县十二都三图贡监生汪芳、汪增燮等 具呈前来，当经批饬在案，合行票追。为

24、此仰役前去，速将细民胡国正等捏词冒请常侍公 扁联，立即追缴，如违，送县究处。去役毋得刻延，并究不贷，速速，须票。右差郑祥准此乾隆叁拾年拾贰月十六日。将此票结合该案例二“县左堂汪公”及“县丞”从前文介绍来看，最初对本案进行裁判的并非休宁知县朱鹭，而是“军衙”（也时称“军 廉”）的“江南徽州府休宁县副堂赵”。那么，这里的“副堂”在县衙门中居于何职?和“军衙”、“军廉”是何关系？又在诉讼中充当何种角色呢?其实“副堂”“军衙”之类的 名称在徽州诉讼个案中常常出现，可知他们审理词讼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关注者不多，因 而非常有必要对其作一考察。为说明问题，来看一件发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休宁县十 二都三

25、图汪、胡二姓之间的互控案汪、胡二姓互控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时，汪姓族众汪亨等于正月十八日联名向“县左 堂汪公”递交一纸呈状，后称“上禀本县副堂加三级纪录三次老爷施行”。呈状后有副堂 汪公批语：“候开篆后移。”案卷接下来录有一份县副堂汪公上行牒呈：休宁县副堂汪，为逆仆跳梁统泼辱主等事。据族众汪亨、汪文、汪忠等具禀前事，词称云 云，等情。据此，敝厅未敢擅专，相应据情牒送堂台鉴夺施行，须至牒册者。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移同一日，汪姓族众汪亨等又向县正堂递交一纸呈状，状词称：“本月（即正月）十八日， 以逆仆跳梁统泼辱主等事奔控军廉，蒙批：候开篆后移。”根据以上汪姓族众的呈状以及县左堂汪公的牒呈

26、可以推断，“左堂”其实就是“副堂”， 系同一职务，实指县衙佐贰官中的“县丞”在清代，知县的助理官，即佐贰官，有“县丞”和“主簿”二职。由于县一级衙属并无专 职审判人员，因而诉讼审判权是由知县来兼职行使，亦即民间“细事”属于知县“自理” 范围，不允许佐贰官以及杂职官受理讼词。对此清宣宗实录有载：“如有州县任听佐 杂营求，将自理案件委令断结，以致变乱是非曲直者，或上司访闻，或百姓告发，即将该 州县佐杂一并从严参办，毋稍姑容。”当然，尽管得到了州县官的准许，但佐贰官参与或主持诉讼听审还是有限制的。从前引汪、 胡二姓之间的互控案来看，一是汪姓族众考虑到县丞同为“汪”姓，说白了就是想以此来 拉拉关系，所

27、以向他投递状词；二是从县丞汪如汾很快向知县移送牒文来看，佐贰官在没 有知县的授权下，是无权也不能主动收受词讼的。本案中的佐贰县丞赵东明即是在知县朱 鹭的授命下进行审理的。但要注意的是，清朝的裁判有“定罪”和“拟律”三 是县主“妨碍（军）衙）偏关，审日游移，流离失所在清朝，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上诉，对此大清律例有着相应的规定。本案中，自认为虽经“受理而亏枉者”苏又冯就曾多次上诉至徽州府，但徽州府一直未予 亲提受理，而是一再把案子退回休宁县衙。下面我们对本案的上诉过程简单复述如下： 在县丞赵东明做出裁判看语而败诉之后，苏又冯第一次上诉，但徽州知府沈一葵县令朱鹭接到批示后，票差马快协同保甲即拘两造训审

28、。尽管人犯都在城内，但一直未提 训审。在苏又冯的催促下，十一月十九日，朱鹭再发原差限日提审。虽然训审详细情况并 无录出，但是结果显然不利于苏又冯。于是在十二月初一日，苏又冯继续上诉。由于一再维持原来的裁判，这时的苏又冯已经对 知县朱鹭不抱多大希望了，于是在上诉词中渐露不满:县主“全劣（即被告苏瑚）前程”， 在府主批令查报时，县主却“碍（军）衙偏关”，并且视“库册合墨不足为凭，而以空白 契尾为证据”，乞求府主“准提亲训”。尽管如此，知府仍未改变初衷，批示道：“县未 审明，不得越渎。”苏又冯最后孤注一掷，分别于十二月初八和十三日两次上诉，矛头直 指县衙，言语不乏过激之辞:县主“碍（军）衙详，胶执狗

29、情，审日游移”；八月二十六日 县审，当堂吊册，是非即已明白，但是县主却“批令亲族调处”；县主以合同议约为私议, 不足为凭，将其血责十五板；“俗云：口是风，笔是津，”“官凭文书印信为主，私凭议约 花押为主，若以花押议约不足为凭，则印信文书亦不足凭矣。县主如此判断，将来刁风四 起，皆以花押不足为凭。”于是立下“甘具死罪服辨”，乞求府主“揆情度理，执法亲 提”。尽管如此，徽州府仍旧按而不发。从徽州府的初次批示来看，应当说，一开始似乎是倾向苏又冯的，但是没有亲提。这可能 出于对本案粗浅的认识，即以为本案并不复杂的缘故。之后一再推诿直至按而不发，这应 当与苏又冯的诉讼策略有关，即他把败诉的原因归结于县丞

30、尤其是知县的徇情与不公，某 种意义上，这又是在告官了。苏又冯此举，是在向府衙揭露县衙办案的腐败和违法（如允 许佐贰官理讼等），显然这已经触动了当时上下官府彼此之间非常微妙的政治关系网。因 此，出现被知县“血责”以及知府避而不提的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还应当注意的是， 造成这种上级官府对当事人的上诉一再推诿不受，实际上与前文所说的清朝政府对上诉没 有设置相关的法律保障同样有着必然的联系。四、清代基层司法审判实践对审判制度的背离清承明制，法律制度亦如此。康雍乾三朝，在承继大明律的基础上大力编纂大清律例，雍 正朝大清律例趋于定型，诉讼方面的制度性规定也逐渐走向完备。因而，本案尽管是发生 在雍正五年的

31、一起民事诉讼案件，但它所透露的诸多原始信息，还是为了解有清一代的基 层司法审判实践提供了一个相当典型的范例。实际运作中基层调处和息的受制因素很多。“乡民和事，原是古义。”基层司法审判实践与审判制度之间一定程度上相背离。前文分析认为，清代的基层司法审 判实践原则上遵守了制度性规定。但具体到一些个案，审判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往往有所变 化。本案除了县学参与办案和知府上诉不受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佐贰县丞审理词讼。尽 管清朝有规定，“州县为亲民之官，所有词讼自应亲自审断”审官的理讼素养对最终审判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为了保证基层司法办案的公正以及审官断 案的公允，清朝法律通过规定诸如“官司出入人罪”之类的司法责任，对审官的理讼素养提出了严格要求。但在实际中，审官的理讼素养往往与之大相径庭。这可能出于审官本身 固有素质的制约，也可能碍于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