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师生冲突与南北博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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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师生冲突与南北博弈 摘 要 1926年同济“誓约书”风潮，虽有相关记载和论述，但史实并不清楚，且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持论片面。揆诸史实，引发同济风潮的诱因，实为提倡“公民教化”的江苏省教化会与宣教“党化教化”的国民党之间的抵牾所致。同济学生在事务中表现出来的“亚文化”特质是学潮持续的重要动力，也是学生与政党结援的重要因素。同济“誓约书”风潮亦是政党“运动”学生与学生“利用”政党的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教化会同人提倡“公民教化”，试图抵制政党入侵，保持其对苏沪教化的限制权。但是随着北伐声威波及苏沪，国家机器深化地方，江苏省教化会首当其冲，最终消亡。 关键词 江苏省教化会，阮尚介，同济高校，

2、党化教化，国进民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2）18-0029-11 民国时期学运澎湃，学潮频发，师生冲突则是其重要形式。据吕芳上探讨，仅1922年的123件学潮中，有49件就因此而起。在众多案例中，1926年同济高校“誓约书”事务颇值探讨。此次“誓约书”事务导致同济高校近1/3的学生转学广东高校。同时，担当校长近十年之久，为同济高校做出相当贡献的阮尚介因此而辞职。百余名学生因学潮失败而离校，从上海辗转广州，又随北伐军复归上海，驱除校长，这在学生运动史上亦极为少见。 对于此次事务的探讨成果集中于同济高校编著的校史，亦散见于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之中

3、。但对于事务过程，诸多成果多为陈陈相因。其中屠听泉等人著述的一场激烈的反“誓约书”斗争，同济高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著的同济高校学生运动史对此次事务的探讨较为全面具体。上述著述认为，“誓约书”风潮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中外反动派的反赤逆流之间的生死搏斗的一个侧面”。这种先入为主的革命史观，未将该事务进行“左右”考察，致使其单纯地关注学生一方，而忽视了校长及其背后的江苏省教化会；上述著述亦未将学生放置在“政党运动学生”的大背景下进行“动态”考察，导致立论偏颇。此外，对于事务的起因、过程，既有探讨亦有失实之处。 1924年之后，政党运动与学生运动合流，政党成为学潮背后的重要推手，学生亦将政党作为后背

4、靠山。双方相互利用，在纾解学生群体孤立无援的同时，也为国民党注入了簇新血液。地方教化当局虽极力抵制，但仍难以阻挡国民革命的洪流。同济高校“誓约书”风潮成为考察北伐前夕政党、学校与地方三者关系的一个缩影。 同济高校原由德人创办，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校址在上海法租界内。一战德国战败，中德断交，法租界遂派兵包围该校，迫使师生迁校。离校师生在北京教化部与江苏省教化会的斡旋下于吴淞另建校址。同济校董自此由华人担当，校长也由校董会选举产生。校董最初为6人，1926年增加到15人，其中十之八九为江苏省教化会的名流。常务校董沈恩孚为江苏省教化会的秘书长，是江苏省教化会的主要负责人。校董黄炎培为省教化会副会长

5、；校长阮尚介、中学部主任袁希洛等亦是江浙颇有威望的士绅。当时同济高校的经费多由江苏省支持，因此同济虽在上海吴淞，却受江苏省教化会限制。 20世纪20年头，中共建立、国民党改组、青年党兴起，学生的力气渐为政党所重视。政党起先向学校渗透，学生运动也渐渐受政党影响。此时，国民党强调：“我们要学生们归到我党旗帜之下，但要尽力拥护学生的利益。全部的学生运动（校内与校外），都要尽力指导，帮助他们。要使学生在国民革命中多尽一点责任，必需他们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要去尽力组织学生团体。”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是年3月，同济高校成立了国民党上海第六区党部第三分部。1925年，同济学生会正式成立，袁文

6、彬当选为会长，何同泽、吴鼎、陈宝骢、尹景伊、陈必贶、詹大权担当委员。当时的同济学生会常常请汪精卫、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何秉樊、侯绍裘等人来校讲演，参与学生座谈会，指导同济学生的社会活动。据当时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何志明回忆，这些活动“使全校的同学思想起了极骤地改变，恳求参与国民党的同学增多了”。 五卅惨案（亦称“沪案”）期间，同济学生在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等指导下，主动开展罢课示威游行，表现极为突出。五卅运动在锤炼了同济学生自治组织的同时，也使得政党在同济高校中的影响更为深化。运动之后，同济学生会骨干詹大权于1925年冬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同济学生会主席袁文彬

7、被中共上海党组织派赴黄埔军校参军，同济学生会主席遂由何同泽担当。此时的同济学生会受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领导。而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此时驻地上海）则受恽代英等国、共党人领导。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几近成为国民党的附属机构。 政党入侵黉门，引起社会人士的反感。时人评论道：“学生者，以急于爱国而入政党，入政党者则有妨于自己之学业，殊非根本之道也。”五卅运动之后，江苏省教化会就感到“学风败坏已达极点”。对于学生，“外人勾结之，以行其党纲，政客利用之，而视为武器”，“若不乘此时机急加整顿，非特学术无不变之望，抑且文化有沦胥之忧”。江苏省长公署更直言：“少数之人，血气方刚，毫

8、无定见，义愤所激，转入歧途。抑或实行谬说，标立党系，究其所主，不獨害于一身，亦且患于国家。” 1926年，“三一八惨案”（亦称“京案”）爆发后，上海学生快速做出反应。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致电慰问北京学生，并派员到各省宣扬惨案真相，动员各地学生。上海学联会组织各界团体筹备成立“京案后援会”，并召开紧急代表大会。37所学校与会，代表达103人。会上，学生负责人余泽鸿、周志初发表看法，确定罢课4天。“其他学校一样声明，当即执行学联决议案”。大会还确定“即时扩高校联组织”。上海学联会分设四部，每部下设的各股由一校学生代表担当。南洋高校、上海高校、同文书院等3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在上海学联会的组织下罢课演讲，示威游行，声援遇难学生。暨南高校学生会“沿途高唱国民革命歌，并呼种种口号”。国民党各党部也纷纷发声，要求段祺瑞速即下野，并召开追悼会，请国民政府速行北伐。 第5页 共5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第 5 页 共 5 页